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最近些日子,朝臣们也没人给我提一些治国的建议了,这是什么原因?”
魏征说:“每个人的学识和胆略各不相同,性格文弱的人,即使做事光明磊落,满腹韬略,也很难让他说出来;和您平时不太亲近的人,害怕自己说的不好得不到您的信任,所以也很少会提出意见;身居高位的人,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您息息相关,所以也不敢说出来;内心有谋略的人,担心自己提出来的意见不被您接受,反而会受到斥责,所以也不会提出来。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大家都保持沉默”
唐太宗说:“确实也是你说的这个样子,我也每天在琢磨,朝臣们向我提建议,动不动就担心有荣辱之忧、杀身之祸,那提个意见和赴汤蹈火有什么区别?我今天敞开心扉,大家可以随便提建议,你们也不必害怕,大胆地说。”
关于工作,下属没有什么意见可提,责任在谁?唐太宗认为责任在领导!
不提意见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会提,二是不敢提。不会提的要么是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只会做不会说,有意见心里藏着,也不好意思说;要么就是肚子里确实没什么主意,领导说的都对,自己没什么意见。不敢提的要么是怕自己说错了,领导责怪,给自己小鞋穿;要么是知道自己说了领导也不会听,听了也没有行动,那说了也不白说,还不如不说。
说错了领导责怪,说了领导也不听,为什么下属会这么想领导?为什么不把领导想得更开明一点?君明则臣直,君主圣明了臣下自然对上正直,换句话说,臣下对上不能直言得失,岂不是因为君主不够圣明?正因为领导没有表现出足够宽容和英明,所以下属才不敢提建议。
唐太宗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一帝,就是因为他能理性地、公正地去看待问题,可以去检讨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去责怪别人。一般人把问题都归结到别人,而唐太宗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本,哪怕这个根本的原因责任在自己,他也直言不讳,这就是明君。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是明君,怎样做就成了昏君?”
魏征回答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最终可以做个明君;如果只听信单方面的言论,或者说只相信自己说的才是对的,那就分不清是非,最终也就成了昏君。做领导的要广泛地听取不同人的意见,这样才能公正地明白事情的原委,基层的真实情况才能传上来。”
唐太宗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李渊在反隋前是隋朝的唐国公,位高权重,唐太宗也算是个富贵公子,或者说是官二代,但他身上完全没有官二代的不良习性。隋炀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人民苦不堪言,他看到大隋早晚要亡,所以力劝父亲造反,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举起起义的大旗后,他身先士卒,率领军队四处征战,有勇有谋,大唐的江山完全是他打下来的。
按常理说,像唐太宗这样的人是足够优秀和完美了,难道还有必要听别人的意见吗?他认为完全有必要!一个人的眼睛看到的总是有限的,不管你个人是多么优秀,但你的优秀总会有边界,而边界之外的东西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走得更远、更长久。
对于每个人来说,影响思考的两大障碍是自我意识和思维盲点,其中思维盲点是因为个人的经历、见识和视野总是有限的,你看到的只是你能看到的,你的思维方式受限于你的见识,而这会阻碍你准确分析事物。善于听取其他人的想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团队的智慧,这会极大地提高思考的效率和有效性,从而做出最合适的决策。
不要固守你对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这会使你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想要最好的结果,你需要的是冷静听取不同人、不同维度的声音。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这无异于作茧自缚。
不要以为你总是为自己做决策最合适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是在寻找最好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来自于你还是别人,这并不重要。
当然做到极度开放地请教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一开始你会很难堪,也会招致批评,但你练得越多,你就越能应付自如。相比于最终把事情做成功,一开始的难堪或羞愧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优秀的人也看不到所有的景致,再优秀的人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即便英明如唐太宗,他也知道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何况我们这些远不如唐太宗的人呢?哪来的自以为是的底气和骄傲?
贞观七年,唐太宗想要去九成宫住几天,姚思廉就不高兴了,他说:“陛下作为天子,就应该以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为己任,一切行动要符合百姓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整日想离开皇宫到处游玩,这是秦始皇和隋炀帝经常干的事,不是尧舜禹这些明君所为,您这是要当秦始皇和隋炀帝吗?大唐也要二世而亡吗?”,姚思廉异常激动。
唐太宗说:“我肺不好,经常咳嗽和气喘,天气湿热会更严重,现在天气不是热起来了么,九成宫地势比较高、比较凉快,我这病就不容易发作,所以才打算去住几天,并不是想游玩。不过你能提出自己的意见,也是很正直,所以我也十分感谢你的好意,有这样的臣子,我大唐何愁不兴盛!”于是,唐太宗赏赐给姚思廉五十匹丝绸。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之所以宽阔无比,正是因为他既可以接受清澈的溪流,也可以容纳浑浊的泥沙。领导之所以英明,就是因为他能积极采纳对的建议,同时他也能包容错的意见。
面对姚思廉的误会,唐太宗没有一副我有理我不怕的气势,也没有得理不饶人的狭隘,而是从侧面看到了他的正直。今天自己做对了,他能如此正直,明天自己做错了,他肯定也会如此正直,那还有什么错误的决策不可避免的?他没有责怪姚思廉,反而赏赐他,就是为了通过他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你们有意见尽管说,不管对不对,只要你们足够真诚和正直,我都接受,这是何等的气魄和气度!
就像再优秀的人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再优秀的人提出的建议也不都是对的,而领导要有胸怀去包容那些不对的意见。年轻人有时候不免心高气傲,或者想法还不成熟,提出的意见并不对,但也不至于就直接把别人否定掉,否则有了问题谁还敢说?
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让人把洛阳宫装修一下,准备视察洛阳的时候住几天,张玄素言辞激烈地说道:“陛下您登基才四年,当下紧急的事情不是修洛阳宫!现在突厥在边境不断骚扰,此时不考虑如何抵御突厥,反而去劳师动众地大修宫室,这是您该干的事吗?当初隋炀帝登基后没多久就大兴土木,搞得是劳民伤财,民怨沸腾,最后国破身亡。陛下您当初起义反隋的时候,平定了洛阳宫后,看见隋炀帝把洛阳宫装修的如此豪华奢侈,就让人毁掉,以表示大唐不会继续隋朝的奢靡作风。这事过去没几年,您都忘了吗?怎么开始效仿起隋炀帝呢?而且如今的国库实力远不如隋朝时候,陛下您又如此大兴土木,您这是比隋炀帝都过分!”
唐太宗听了这话,不知说什么是好,就问:“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和桀、纣比怎么样?”张玄素说:“如果陛下执意大修洛阳宫,我看您也会桀、纣一样,成为亡国之君!”唐太宗叹了口气:“这是我没考虑好,是我的错,你说的对。”于是,赏赐张玄素二百匹丝绸。
张玄素和唐太宗完美地诠释了“君明臣直”这四个字,张玄素真是刚正,说唐太宗和桀、纣这样的亡国暴君一样,这就是指着唐太宗的鼻子骂,唐太宗什么反应?他发怒了吗?他气急败坏了吗?他把张玄素杀了吗?他向张玄素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干了吗?没有,他承认自己考虑的不周到,他主动向下属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用和别人去讲道理,然而面对张玄素的责骂,唐太宗却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是何等的胸怀!现在仅仅不过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底下人都要看脸色行事,更别提敢这样指着领导的鼻子骂了,那真是不想要工作了,也没有几个领导能容下这样的人。
正是因为难得,所以才凸显出唐太宗的伟大,这样的伟大必然会带来贞观之治的国家大治,也给后来的开元盛世的万国来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唐太宗真是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称号!
看似简单地领导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透露出来的是一个组织的文化和未来。再聪明的人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开诚布公的团队却可以无往而不利。一个优秀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的文化,必定是一个包容的文化。这个文化下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基层员工提出改善一线的意见,中层员工提出人才培养的建议,高层员工贡献组织繁荣昌盛的战略,这样的组织何愁没有市场?这样的组织何愁不强大?这样的组织何愁不成为百年组织?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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