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金龙他是孙殿英的副手，下令部属不得与八路军搞摩擦，那他后来呢？

孙殿英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从来都不是正面的，他这种被人唾弃的形象，这主要归绩于他有着东陵大盗的形象。然而，他在抗战前几年的表现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他在1933年曾率部在赤峰阻击日军七昼夜，后又在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一度也表现出中国军人应有的样子。但孙殿英终究是个有奶就是娘的坏孩子，后来投靠了日军，为国人所不齿。

邢肇棠成为孙殿英的副手，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发后。当时，宋哲元部撤出北平，为组织抵抗力量宋哲元任命孙殿英为察北民军司令，后来老蒋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司令，与孙殿英一起组织河北房山一带组织队伍的邢肇棠被任命为副司令，部队改编为新五军后任副军长。

邢肇棠是甘肃通渭人，1894年生，甘肃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后分配至甘肃陆军测量局工作，后调陇东镇守使署当参谋，不久离职加入陕军第一师骑兵训练处工作。后来，邢肇棠受西北国民党人的委派前往广州向孙中山等汇报党务工作。会见后，孙中山决定让他北上协同李大钊、谭平山、刘守中等做党务工作，发展西北革命军事力量。

1924年，邢肇棠被陕一师师长胡景翼任命为补充营第一连连长兼教练，从此正式进入军界。国民军成立后，邢肇棠随骑兵训练处挺进队，从邯郸出发，经通州、喜峰口到达热河平泉一线，同直系军阀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连战连捷，沿途缴获了直系军阀王怀庆溃兵的大量武器，他也升任为国民第二军补充第十团三营营长。

国民二军投降吴佩孚后，改编为毅军混成第五旅，邢肇棠在高桂滋部任三团团长，高桂滋部归顺国民政府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九军，邢肇棠任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

然而不久，老蒋背信弃义，下令全军清党。然而，时任第四十七军一零八师长的邢肇棠却迟迟不动，他还劝说高桂滋将阜阳暴动中入狱的三十余名我党党员全部释放，被人误认为他也是我党党员，其实当时的他只不过是我党的一个同情者而已。

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邢肇棠愈发觉得老蒋的不得人心，于是他下决心不再给反动军阀当工具，并于1929年离开第四十七军，参加了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的“护党救国军”，后又参加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再后来又与邓宝珊到山西、陕西和甘肃各省联合反蒋势力，继续从事反蒋工作。虽然每次都是失败，到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仍计划到西安继续他的反蒋事业。

当然，西安事变后的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全国抗战救国上升为主要矛盾。邢肇棠的主要精力也转移到了以抗日救国为重点。他在担任新五军副军长后，还专门为编制、军饷、装备跑到重庆求见老蒋，老蒋对他的上门求见也非常重视，派出何应钦、张治中、陈诚等高官与他见面，反正他的要求都是满口答应，老蒋的目的就是想拉拢邢肇棠扶持孙殿英在河北建立一个反共基地。

然而，当未见邢肇棠答应后，老蒋就立马给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下了一道手谕：“据报新五军副军长邢肇棠言论荒谬，行同异党”，要卫立煌速派人严查，“以凭核办”。卫立煌不敢怠慢，但也查不出真凭实据，所以，老蒋也无从下手。

1940年下半年，老蒋不顾抗战大局，又开始搞反共小动作，不断与八路军搞摩擦。当时驻新五军边上的“摩擦专家”朱怀冰部与八路军129师发生多次冲突，卫立煌命令新五军配合朱怀冰部侍机行动，预防“异党侵扰”，在这危机四伏之时，邢肇棠命令全军将士不发一枪一弹，违者以军法处置。

结果，当朱怀冰部等与我八路军129师发生冲突后，因没有新五军的支援，遭到了我八路军的迎头痛击，损失惨重。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知道这次他们没有出手帮忙，老蒋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他使了个小心眼，悄悄在部队放风说，这次新五军得保，全是副军长邢肇棠的功劳。这一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了重庆，没几天何应钦就来电“请”邢肇棠赴重庆，有要事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