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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穿青人”的那些历史……
文丨佚名
来源丨以且河
根据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提供的大量资料,贵州省的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市和黔西南、黔南五个地州市所属的二十多个县(特区),1954年普选登记有二十四万八千多人,1984年统计有六十多万。其中半数以上聚居在织金、纳雍两县,每县均超过十七万人;水城特区六万多人,大方四万多人。其余各县分别住有数百人至一、二万人不等。此外,云南省的镇雄县亦有三千多人。
从居住状况来看,穿青与各民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但在一些主要聚居区,如织金、纳雍等,穿青人居住的村连绵百余里。其余各县,“杂村不杂户”的穿青村寨比比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穿青村寨,多数处于边远的山区地带,少数处于平坝地区。解放前居住街坊的基本没有。
穿青人原先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老辈子话”(这种方言现仍流行在贵州的黔南和黔东南地区)已多不使用。但大多数地区还保持着这种方言的痕迹,如“f”变“h”,“ian”变“ie”等,说话就知道是穿青人。由于穿青先民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母语消失,语言已分辨不清。现在都普遍使用贵州通行的官话。表面文化特征——服饰在大部份地区虽然已近于消失,但在些边远偏僻地区明显可见。对于信仰的五显坛至今还普遍地牢固地保持着。节日、婚姻、丧葬等方面的习俗与周围各民族仍有诸多不同之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十分强烈。
据史志记载,穿青人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后期叫“穿青”。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居土日久”,是贵州的土著居民。这是以居住的历史状况来称呼的;所以称为“里民子”,是因为先民与早期“里人”(亦泛称“僚”)有关,这是就其历史源流来称呼的;所以称为“穿青”,是从“衣尚青”而得名,这是以服色特点来称呼的。这几种称呼先是他称,进而自已接受了,成了自称。
“穿青”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乾隆《威宁州志》,继后又见于光绪《平远州续志》和民国《大定县志》《镇宁县志》《平坝县志》。《平远州续志》和《大定县志》是在记述同治初年农民起义时提到的。《镇宁县志》则把“穿青”作为该县的第四种民族载入史册。此外,清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之后流传于民间的木刻唱本《水西传)也记有“穿青”,把他与水西境内的彝、苗、仡佬、依、蔡、羿、白、仲家等八个民族并列,统称“九种夷蛮”。由此可知“穿青”这个名称,清代前就有了。
与穿青邻近的少数民族对穿青人也有专门的称呼。剪发仡佬称它为“褒沙”,披袍仡佬称之为“沙越”。苗族称它为“撒格娄”,彝族称它为“沙娄米”或“撒土”,布衣族称它为“戛敖”。
此外,汉族还辱称穿青为“通背猴”。这种辱称是从穿青人的信仰而起。穿青先民居于南方,古时崇拜山魈为神,以猴为自已民族的图腾,自称是“山魈人马”,岁首要“迎山魈”,故被称为“通背猴”。
据调查,穿青的先民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土人”,光绪《平远州续志改修大麦桥碑序》载:“考原桥始自康熙初年,土人畅纯、张士濠、王国统所建”。文中所提的三个“土人”均是穿青人扬、张、王三姓的祖先。又据万历郭子章《黔记》、康熙田雯《黔书》以及《贵州通志》等等史志都把“土人”作为一个民族的专称。“土人”即包括“穿青”的先民。
据有关史志记载,“土人”早期的居地是在黔东南的黎平、镇远、施、黄平一带,即史称“五溪”的西南部,稍后在黔中,即贵定、龙里、贵阳、惠水一带。明以后部份才到黔西。在黔东居住的历史,绝非起于明初,而是早在宋、元以前。依据首先是“土人”称“思、播流裔”。思、播两州是唐代以来的建置,宋代三穗、镇远一带的邛水县,属思州安抚司。元代黎平、锦屏、三穗、镇远、施秉等地均属思州宣慰司。迤西黄平等地属播州宣慰司。明初思州土司已被革,称“土人”为“思、播流裔”,说明穿青的先民是宋、元以来思、播土司所管的土民之一。其次是,穿青的先民是明初进入黔西的,“老辈子话”是现今仍流行于湖南的会同、靖县和贵州的黎平、天柱、锦屏、三穗、镇远、施秉一带的汉语方言。穿青彭姓家谱就载有其祖先明以前居住过镇远。三是贵州的有关史志记载土人“卓有楚风”、“岁首迎三魈”,乾隆《黔阳县志》载“楚俗多奉霄……即三魈之讹也”。说明穿青的楚风楚俗盖源于此。四是穿青安姓的家谱有“家乡定远”的记载,定远府是元代的建置,其地在今贵定、惠水、罗甸之间,龙姓家谱中亦有“先至黄平州居住,又迁居龙里城数年,又移黔省龙井巷”的记载。今黄平、贵定、惠水一带的方言与穿青的老辈子话也相同,说明穿青的先民元明之际大部份已居住在今贵阳周围一带。因此,在黔东居住的时间至迟是宋代以前。
按照“土人”早期的居住地域和后来有“里民子”的称谓与“里民子即土老”的记载,以及穿青的一些遗俗,“土人”最早的基本成份应是“骆越”的后裔“里人”(亦泛称“僚”)的部份发展来的,属于统称的“五溪蛮”中的一部份。
宋元以来随着历代王朝对贵州的开发,先后有不少外籍人进入贵州,“土人”中也融入了一些外籍人,故穿青人中传说祖先是江西来的。同时由于历代王朝对贵州实行军事征服等原因,迫使部份“土人”逐步向西流徙,元代已有相当部份分居于今贵阳及其周围的龙里、贵定、惠水一带。朱姓家谱序言记载说“落藉鸟当罗弯,后或迁居,或世守罗弯,因而流徙四方,或为土,或为汉,其始素夷狄行乎?夷狄又相传谓当日我”。明初以后由于明军的进迫,居于贵阳附近的一部份“土人”又逐步向西流徙,发展为今天的“穿青”。留居贵阳及贵阳以东的那部份“土人”,明清以来则逐步汉化或融入其他少数民族。
穿青人的家谱记载和传说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祖先是明洪武“调北征南”随军入黔的。据省民族识别队穿青组的调查,这种传说和记载是附会的。主要根据是:
1江西民间并无所谓“调北征南”移民到贵州的传说;
2.江西地方史志更无此记载;
3.穿青人的家谱与江西吉安相同姓氏的家谱联不上宗;
4.穿青人的文化持征与吉安地区群众的文化特征并无特殊相同之处。
对于穿青人进入水西和在水西的发展,主要是明初由于大批明军和汉人进人贵阳一带,在那里“修举屯田”,“好田好土惟屯军所据”,穿青的先民才被迫进入水西土司的水外六目地即今清镇、平坝西部靠鸭池河东岸居住,依附土司谋生。并有部份相继进入水西腹地的织金、纳雍、黔西、大方、水城等地。明末水西土司安邦彦反明失败,水外六目地被削归朝廷设置卫所,明军“旁河屯田二千顷”,穿青的先民再次被迫大量进入水西腹地,同样依附士司。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后,水西人口损失很大,原居水外的部份穿青先民为寻地谋生又先后进入水西腹地。至此,“穿青”在鸭池河上游到三岔河、六圭河流域以纳雍、织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聚居区。
从明初到清初“改土归流”之前,朝廷对水西土司实行羁糜政策。居于水西的穿青先民政治上完全依附于土司,得到土司的庇护,因此在水西土司与明清政权的斗争中,他们都完全站在水西一边,万历年间明廷废除贵筑、平伐二司立新贵县,水西土司安疆臣极力反对。穿青的一些头面人物张良珠等积极为安出谋划策、组织力量,奔走效劳。当时的贵州巡抚江东之在《黔中疏草附录》中载:“讵意闻报,愈肆暴横,纵汉把李甫、叛民张良珠、周国宠、马廷杨、胡世国、朱仲登、陈嘉谟等统兵加派里民烟火、御木、扯手等项银两,若有不从,财畜尽扫。杀县民王州、冉云洞、刘学、公差曾政、周怪等,尸横遍野,人心汹汹,境内惶惧。”水西土司被迫就范后,江东之在奏疏中又说:“近据毕节道取过旧民张良珠等,安插执结到臣,则复业输差,渐如旧矣。”天启年间,安邦彦叛明时,穿青继续站在水西一边。当时的贵州巡抚傅宗龙条上屯守策说:“盖安酋土地半在水外,革僚、侬、仲、蔡、苗诸杂种缓急相与助,贼有外蕃,我无边蔽,黔兵所以分而力诎”。安邦彦失败之后,穿青先民被视为贼的“外藩”,朝廷“割逆贼故壤而以卫所之法代之。”他们无法立足,因而大批逃入水西腹地。清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穿青先民仍然站在水西一边,与各少数民族一起,奋力抗击吴兵,遭到吴兵的杀戮,康熙年间流传于民间的大量污蔑少数民族的木刻唱本《水西传》反映的情况,如:“放火烧死依家子,倮罗仡佬多少人,加湾烧了八十户,以那烧了几十家,穿青烧了无其数,苗子仲家总灭门”,“你看汉人心肠毒,侬仲倮女遭他瘟,蔡、仡、穿青都抢去,苗家也抢好些人”。“倮儿女、蔡家女并行抢来,仡佬女、仲家女一扫烟尘,黑种女、穿青女拿来做伴,偿你们一个兵一个妇人”。“依家女子哈哈笑,蔡家女子会唱歌,仡佬女子晒月亮,仲家女子勤快多,苗家姑娘挑花朵,羿女会唱好山歌,罗儿女子多勤快,黑种白种会事多,穿青女子起得早,九种夷蛮一摸合,营兵一个领一个,哲刻之间散完成”。说明穿青并没有得到汉官的庇护。
在经济上,当时水西正处在封建初期的领土阶段,外来投靠土司的穿青先民有的在土司指定的区域开垦荒地,成为“私庄百姓”,虽然一般不交赋税,但逢年过节要向土司交“年利”,土司有红白喜事要向土司上“扯手”,土司的劳役田多由这种私庄百姓耕种,经常为土司家庭服各种劳役,毎年要向土司交纳一定的“烟火钱”、“头钱”。有的耕种土司分给的田地,称为“粮庄百姓”,他们除向土司交纳粮赋外,还要承担土司的“印田”或“把式田”的无偿劳动。有的甚至专种土司的“印田”或“劳役田”。所以与土司有着很深的人身依附关系,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离开,战时还要为土司打仗。正如后来家谱所记“买土居住、耕山挖箐、梨藿未饱,以后尽被安家(安家一一指彝族土司)折磨,每年要收磕头钱,烟火钱,做伕”,明确反映了当时穿青的社会经济地位。清初“改土归流”以后,虽然土司取消了,但是大大小小的“土目”仍然是这一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原先与土司有着很深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穿青人成为土目的佃客,与土目仍然有着很深的人身依附关系,穿青大量居住的地区,如织金的红岩、八步、以那架,三塘,纳雍的绝大部份地区以及相邻的六技、水城等地,多是土目的“官庄”,一直到民国时期,很多穿青人仍是土目的细客。清代中期以后,随着这一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穿青人中极少数人才开始在这一地区发展地主经济。
在居住地域上,从明初到明末安邦彦反明失败以前,穿青聚居的水外六目地——清镇、平坝紧靠鸭池河东岸一带正好是水西的边蔽地带,处于屯军对水西的包围圈内。当时这一带的居民是苗、布衣、仡佬、依家、蔡家、穿青等少数民族,汉族基本没有,就是明军卫所管辖的地方,汉族人口也不多。据《广志绎西南诸省》记载:“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明末到清乾隆时期,穿青聚居的水西腹地织金、纳雍、大方等地,汉人也不多。据乾隆《平远州志》所载:“平远之民汉一而苗九”,“户口原额二千三百五十九户,新增户九百七十八户,俱系依仲蛮夷”。道光《大定府志》亦载:“大有(里)、悦服(里)客民甚少,而嘉禾里视大,悦二里又不及其半,有客民之寨仅二十,场市亦兔狗二场而已”。大有悦服、嘉禾三里即今织金西北部、大方西南部和纳雍大部,都是穿青人的聚居区。
以上情况说明,从明初直到乾隆以前,在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穿青与汉人是隔绝的。汉人的势力每向前推进一步,他们就跟着水西势力后退一步,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其不能再继续汉化。同时水西彝族土司也没有要求各少数民族按照彝族的习俗来生活。加之明代中期以后穿青人把五显神从庙祭变为家坛的形式来供奉,他们之间更有了紧密联系的精神纽带。因而随着人口的发展壮大,穿青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清代后期,大量的汉族人民进入这一地区,特别是民国时期,穿青一方面出于受岐视的原因,另一方面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强迫同化政策,有逐步汉化的趋势,极少数人甚至企图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穿青自觉是一个民族的意识仍十分强烈,以致民国二十六年纳雍选举国大代表时,以穿青和“穿兰”(当地汉族)为界线,争选各自的族人为国大代表。解放初,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穿青人一致报称自己的民族为“穿青”或“青族”。
1990年7月26日
选自《纳雍文史资料(第三辑)》(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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