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帝国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致由简单的三层级,逐步发展到后来多层次的、较为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初的蒙古部落尚处于奴隶制,各方面都极其落后,而草原社会的结构也是比较简单,拥有四个基本的层级:蒙古贵族,神职人员,属民以及驱口。
蒙古贵族顾名思义,就是在蒙古部落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者,居于结构的顶层;而蒙古部落当中的神职人员,具有较高的地位,如成吉思汗时期的通天巫阔阔出,这是蒙古部落中一个重要的团体,而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又对佛教以及道教徒进行了赋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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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蒙元帝国,以僧道为代表的、神职者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一直处于社会的第二个层级,而没有多大变化;属民是蒙古部落当中的平民阶层,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位要比驱口高,是整个部落的主要生产者;驱口即奴隶,是整个社会的底层。
早期蒙古部落中的社会阶层是比较单一的,随着蒙古帝国对外的不断扩张,其社会阶层的成分也逐渐变得复杂。在蒙古帝国扩张之前,与之接触的有两个地区,一为南方的金国,其次就是西域人,这是地域因素所决定的。
在汉人的传统观点看来,长城之外的各民族同为“北狄”,因此在文化上面或多或少有一些相通性,因此,蒙古人早认同的也就是这两个地区。但是,相比金人,西域人较早就进入了蒙古的社会层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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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帝国扩张初期,西域人较早地归附了蒙古人,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蒙古人比较信任西域人,重用了很多西域的人才,如创制蒙古文字的,就有维吾兀儿人塔塔统阿,西域商人镇海等人。尤其是塔塔统阿,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成为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老师。可见,蒙古贵族对于西域人的态度是十分信任的。
汉人三品以上官员的比例,在政权中还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蒙元朝廷,能够为汉人们创造不少进入统治高层的机会。但是相比汉人,占总人口比例极少数的西域人,所占到的比例事实更大,这突出了西域人在蒙元时期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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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人确实能够,成为蒙元朝廷内部决策的制定者,这对西域人在蒙元社会中的地位保障,是十分有影响的。因此,在蒙元帝国定型之后,西域人,即后来的色目人,成为了仅次于蒙古贵族的重要人群团体。
虽然,也有一些汉人世侯一度所处的地位极高,如天成刘氏、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以及藁城董氏,这些都是蒙元时期重要的汉军世侯,协助蒙古平金灭宋,功劳卓著。
虽说一些家族官至宰相,如史天泽等人,但是其仅仅是汉人集团当中极少的个别情况,无法从大局上影响到汉人,在社会阶层当中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在李璮之乱之后,汉儒集团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多被任命在无实权的清要机构,如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太常礼仪院、国子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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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人群体在蒙元帝国刚定型时期,处于一个中等的层级,尚未到达沦为底层的地步。而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也大致可化入这一群体,并非四等人制度中的“南人”所处的低等人。
所谓的四等人制度,是将统治区内的人群按,照元朝疆域之范围进行再一次划分,将整个帝国的人种按照漠北、西藏地区、华北、江南和华南的区域进行划分,以此来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减少统治中因为民族差异而造成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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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元政府在实行授官以及一些其他入仕政策时,往往对蒙古人和色目人进行特殊优待,这是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一种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政权将民族间的亲疏关系,往往以归附自己的先后顺序为标准,越早归顺的,因跟随时间相对较长,关系就越亲密,蒙元政权也是如此。
这样,在面对比自己文化先进,人数又有绝对优势的汉人和南人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也就对汉人和南人异常苛刻。从蒙元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南人和北方的汉人,也就划分为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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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元帝国草创之初,蒙古帝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过渡性较差的结构。蒙元帝国未能形成如金字塔型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形成了几个相对较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块,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过渡,而这也就成为了,蒙元帝国社会结构不稳定的一个伏笔。
虽然后来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阶层模块之间的过渡问题,但是这种不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一直伴随着整个蒙元帝国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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