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上海,辅德里625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12名青年代表当时全体195名党员参与并起草了11份文件,其中便有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拥挤狭小的石库门里,年轻人们热情又充满希望。8天,3次全体会议;6章、29条的党章等文件,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党的规章初步成型,众人露出了满足的笑脸。其中有一位青年,名叫张人亚,来自浙江宁波,1921年参加上海青年团,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当时上海仅有的共产党员之一。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书心愿,希望成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1927年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失败,白色恐怖蔓延。某夜,位于宁波镇海霞浦(今北仑霞浦)的霞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忽然回了家。

父亲张爵谦见到久未谋面的儿子喜出望外,还来不及寒暄,张人亚直接将一大包文件交给父亲,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此生最后一面。

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闹革命,全村都知道。张爵谦于是声称,张人亚在“四一二”中身故。

村外长山岗上,他先是将儿子托付的文件藏在早逝的儿媳墓里,过了几年之后,张爵谦又做了一个棺材,把包袱单独放在棺材里面,还专门立了一个墓碑掩人耳目。

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静泉”——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名字。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5年间,张人亚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在地下进行共产党工作。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前往瑞金。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

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此时,他只有34岁。

1951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全国已经基本解放,张静泉还是没有回来,20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息。寻子,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的唯一牵挂。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通过组织关系去找……用尽一切办法,张爵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交还到儿子手中。

百寻无果,张爵谦决定打开墓穴,揭开这个秘密,在其中,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珍贵文物。

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东西应该属于党!张爵谦嘱咐小儿子张静茂将空坟里的所有文件交给上海有关部门。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哥哥和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章,分别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张爵谦老人直到1956年去世,也没能再见到儿子张静泉。

这批藏在墓中的珍贵文物一共有36件,如今分别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等地。保存完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成为记录二大的孤本文献;里面的中共第一部党章,更是弥足珍贵。

交还文献后,张人亚的后人依然未放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亲人。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家人在网上一份《红色中华》剪报中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

在这张1933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样写道,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张静泉为什么要拼死保护这些资料,他曾说过,这些东西将来肯定有用,他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也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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