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一生执着 元代户计政策的缺陷，造成社会层级断裂，使社会阶层无法正常流动

在蒙元帝国树国初期，在耶律楚材、高智耀儒臣的努力之下，蒙元帝国始将保护的注意力集中在儒士身上，并且成功设置了儒户这一户计，这无疑为笼络汉儒精英集团了一个好头，此后，世祖忽必烈朝前期的亲儒政策，也仿佛让人感觉到了汉儒精英集团，在蒙元帝国内部的重新崛起。

但是李璮之乱的发生，让世祖忽必烈对于汉人的信任程度大大折扣，以至于启用了桑哥、阿合马等排儒的商人宰相，再加上世祖以及一些汉臣，对于恢复科举的反对态度，使得汉儒集团地位的提升，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虽然蒙元帝国的选仕制度，以及后来恢复的科举，为儒士入仕提供了一定条件，尤其是对于儒户来说更是如此，然由于蒙元的选仕传统，以及蒙元统治者本能的民族保护政策，使得汉儒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进入蒙古政权中枢的机会，只能常年的担任基层的胥吏以及教官，绝大多数终身得不到升迁。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汉儒精英集团被无限边缘化，与蒙古色目精英集团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从常理来看，原本蒙古、色目精英集团和汉儒精英集团之间，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即使是一时没有公的敌对，但彼此之间还是相互猜疑的。

如果蒙元统治者采用一种信任、亲儒的态度来维护其统治，那么这些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汉儒精英们，必然会与蒙古、色目精英集团汇成一个精英集团，共同维护蒙元政权的统治。

但可惜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顺利的出现，出现的则是法律上的蒙古色目精英集团，与事实上传统的汉儒精英集团的分裂，虽然也有汉儒为蒙元政府献身，但是绝大多数的汉儒精英们，还是由于蒙元政府对于自身的不公正，而放弃了入仕的年头，进而形成了在民间读书人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在汉儒精英集团当中的儒户，这一群体在蒙元社会中的地位是比较微妙的，既作为蒙元帝国中享有优遇的户计之一存在，又被蒙元统治者在政治上无限边缘化。儒户享受的优遇并不稳定，与此同时，其政治地位即使是在恢复科举之后，也没有太大改观。如此，儒户始逐渐成为读书人阶层的主要群体。

蒙元朝廷对待儒户的态度与其他宗教户计一样，在赋役方面有一定优遇。但由于其他户计，为了这些待遇而去冒充这类户计，以致政府多次免除儒户的这一优遇，这对儒人阶层来说，就有双重的失落感，即被视作宗教者的失落感，与免除优遇的失落感，这是其有与蒙元朝廷分离的内在原因。

在儒户入仕之路上，虽然岁贡儒吏、教官以及后来的科举，为儒户们提供了不少入仕机会，但儒士入仕后所处的位置仍十分尴尬，充当的是自己一向看不起的胥吏，而且还要受到其他胥吏的排挤，升迁自然极为困难。教官也是如此。

而科设举后，这一情形并无多大改观，这使大量的儒户长期徘徊在官僚机构的底层。由于儒户主要的义务是家中至少有一人读书，这也使其无法改变自己的职业，进而形成了读书人阶层中主要的一部分构成，也就是为读书而去读书，以满足自己在蒙元官场中无法实现的那种荣誉感，让自己学到的东西有用武之地。

儒户的出身一般都比较低微，前文已经说过，有不少儒户都是从奴籍当中，考取名额而成为儒户的，因此他们与下层民众的联系较为紧密，再加上其与僧、道等宗教户计的利益共同点，使其成为可以联系并且为了解蒙元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群的重要团体。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儒户在政府任职，对蒙元朝廷的情况有较多了解，成为汉儒精英中，连接蒙元社会上层与下层的重要纽带之一。

总之，儒户所处的社会层级位置，可以使其更好地形成一个较为特殊且重要的团体，以此来发挥自身的作用；而不利的入仕条件，又促使其成为读书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儒户的走向以及境遇，对蒙元社会结构的稳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蒙元帝国对儒户群体的不确定性，大量的儒户始放弃入仕之路，专心于民间的教育以及讲学，使得儒户这一过渡性集团始下移，并且逐步融入社会中下层，此时蒙元社会的层级已始凸显上下分离的局面。

由于蒙元帝国的社会层级，是以其户籍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金字塔式结构，与儒户一同构成社会过渡层的户计还包括军户、站户、盐户等政府直属服务性户计，因此，儒户与这些户计一并构成了，稳定蒙元帝国统治为重要的过渡性阶层。

但是，依据分工的不同，其等级层次也各不相同，户类之间以及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十分明显，尤其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政府运作的紊乱，这些服务性户计之中的户口大量破产，进而卖儿鬻女，沦落到社会底层。

针对这种情况，虽然蒙元政府下令救济站户，但是政策下发到地方的时候，很多无法落实，进而导致这些站户破产，沦落下层社会，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贫困的盐户更是如此，其既要承受富上盐户的盘剥，也要遭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地位，这也就使得其与社会上层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

由于蒙元帝国针对过渡性户计的政策或存在缺陷，或无法落实，使得大量过渡性的关键户计，尤其是平民代言人——儒户的流失，造成了蒙元帝国社会中层户计的真空状态，使得蒙元帝国的社会上层与下层，失去了必要的沟通环节，造成了社会层级之间的断裂，使得社会阶层之间无法形成正常的流动。

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相互流动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而这种情况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社会各种矛盾就会集中爆发。蒙元帝国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