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世界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
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
史景迁,这个中文名是中国史学家房兆楹为他取的,意为治史就要敬仰司马迁。
史景迁在自己的客厅搞了个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学派对,他跨越时空,邀请了马可波罗、利玛窦、卡夫卡、尼克松及斯诺等4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朋友。 前来的每一位朋友,都用自己不同渠道了解到的中国,侃侃而谈,据理力争。
他们用自己的知识疆界,谈论着中国的风俗人情、建筑、制度,以及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时间跨度之大,涉猎范围之广,涵盖内容之多是极其罕见的。
一波谈论过后,客厅天花板上飘荡着的,除了尼古丁的味道,还有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洞察与偏见。
这便是史景迁著作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这不只是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中西文化相遇、碰撞和互动的书。
史景迁把13世纪到20世纪西方人口中新奇多样的中国,按时间轴梳理在这本书中,透过这面“西洋镜”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作为他者的中国的一次追寻,还镜映出西方当下的社会问题。
书中出现最多的中国历史是蒙古可汗时期,蒙古骑兵的铁蹄对西方的征服阴影从未消除,它对西方强大的影响力超越了中国任何时期,本书取名为《大汗之国》就是最好的力证。
虽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失客观,“窥探”多于“了解”,但仍有可鉴之处。
我们需要明白,西方传教士盛赞中国人美好的道德品质,是出于对本国社会风气的担忧。马克·吐温描述海阿松在美国所遭受到的种种歧视,实则是抨击当时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
西方人无论用什么论调来谈论中国,其实都与谈论者彼时所处的社会时代密不可分。因此,当西方人谈论中国时,更多的是在谈论他们自身。
史景迁在书的末尾写道:“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中国从来都无需为了迎合西方而去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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