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斗鱼说史 有人说粟裕“不会打仗”，陈赓苦笑：谁会打仗，站出来让我看看

1951年，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决定，由徐向前将军担任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担任副总参谋长，后徐向前将军因长期病痛的折磨，由聂荣臻将军代理总参谋长一职，并任命粟裕将军为副总参谋长。

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时期，粟裕将军对解放军提出了新时代建设指导意见：要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各军种部队的建筑、工事的建设，要按照统一作战思想、战略方针、战备要求，并实施地域上的统一部署，防止换人就新建一部分，废弃一部分，造成大量的浪费。

并根据现时现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近海防卫和增强城市防卫能力的观点，认为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未来中国的受到的军事威胁来自海上，应根据国情来建设适宜于未来作战的海军。巩固海防才能巩固国防，没有海防就没有国防，海防建设是国防的重要项目。而在未来发展中，城市具有极大的潜力，工业化相对会集中在城市，如果城市掩护不好，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工业被破坏，战斗后损失无法补充。进一步就提高城市防卫能力，使城市要像斯大林格勒一样，在城市里大量消耗、消灭敌人。

1952年4月粟裕将军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国家百废待兴，即将开始展开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建设，为了更有力地保卫国防与国家建设的安全，应考虑工业布局要与军事建设相互配合，兼顾更为快捷的军事支援与对工业基地的军事保卫。民用设施建设上，也应适当考虑将来军事上的需要，如铁路、公路、运河、民用海船等。城市建设方面，则需要考虑发生战争时的防空、防火、地面防御等方面的便利。甚至于农林建设最好也适当考虑将来的作战之需。

1953年，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发展经验，发布了属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粟裕将军立刻指示军队的有关部门：必须将交通道路，水路运输，通信联络，防护林的培植和坦克手预备人员(拖拉机手)等与发展计划有关问题，与国防方面相互衔接起来。并且要求即行着手研究，提出计划，并求得与地方计划相衔接。

同年6月，粟裕将军将“一五”计划实施期间出现的浪费问题，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有些地方并没有将资金用于建设国家富强的方面，而是兴建高楼大厦、大修公园马路，国家基本建设的宗旨在某些地区已产生偏向，甚至因上面批拨经费比地方预计的要多，便以花光为快，造成浪费。并对此提出了建议：应责成各系统单位严格审查控制所批拨的经费，将国家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重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纠正乱花钱的现象。

1954年，粟裕将军在听取了空军司令刘亚楼，副司令王秉璋对空军的发展汇报后，提出了两点指示，并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汇报：1.空军要拨一些飞机给海军，或练习海上飞行，以应对未来的需要。2. 整个空军还有些未经过战斗锻炼的部队，今后可以针对台湾空军动向抽调2个师部队轮番作战，并修建路桥临时机场，以适应当前斗争。又在听取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陈锐霆汇报后，召集总参有关部、炮兵、工程兵等领导研究炮兵整编、学校教育与部队衔接问题，以及援越装备炮兵师的问题。

同年5月，召集总参并海、空、防空三军有关部领导讨论加强海军空中、防空力量以及在东南沿海作战的问题。并指出海军不仅要逐渐加强海军防御作战，还要练习两栖登陆作战。并向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情况：1．华东海军推进到定海、石浦地区。2．配给海军特种兵部队。并提出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的建设与发展，富有远见地认为尤其要以加强空军为主。

同年9月，与朝鲜归国的彭德怀司令作为军事代表团的正副团长，访问苏联参观了原子弹爆炸演习。归国后，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0月粟裕将军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根据参观苏联原子弹爆炸演习后的感受，对作战部的《对国防永备筑城建设计划的建议》作出批示：明年构筑的防御工事中，必须加入构筑原子防御因素。并在随后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着重提出：全军建设应以建设强大的空军和防空力量为核心。次年1月，在听取总参李涛部长汇报时，再次强调：原子时代，要做好在战争时能继续工作的准备，需要考虑建立备用的次级工作单位。

1955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手将大将军衔第一个授予了粟裕，在一千六百多名将军中名列首位。同时授予粟裕将军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国防工程建设经费出现缺口，粟裕向总参代理主持工作的陈赓、黄克诚两位将军致信，认为当下应先暂停不重要的设施建设，如办公楼、疗养院等，可以停建或者延迟几年再建，将有限的军费花在刀刃上。并在11月份时，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关于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的报告，在报告中斥责了海、空军的奢侈作风，不仅伙食标准高，而且还有形式主义作风，吃西餐还用进口的刀具，铺进口的塑料桌布，典型的铺张浪费。

1977年，已经70岁的粟裕仍然念念不忘把国防建设付于经济建设之中的问题，因当时中苏交恶，为了防备苏联的大规模坦克钢铁洪流，全军把打坦克放在第一位的情况，提出了在重点区域和预定战场的农田基本建设中要注意平战结合、修梯田、造林带、挖沟渠，以适应反坦克作战的需要。同时要军民团结协作，军队要尽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是党、军队以及全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政府进行统一规划，人民鼎力支持、军民结合，才能建立起我国的积极防御的国防体系。可以说粟裕大将在工作中鞠躬尽瘁，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中苏交恶，殃及池鱼，战功彪炳，却被认为是不会打仗

然而这样鞠躬尽瘁的粟裕将军，也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在1958年被撤销的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被委派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

粟裕将军的这次蒙受不白之冤，与苏联有很大关系。早在红军时期，就受到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委派的人员，如王明、李德等“指导工作”，而且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情，经常性地照搬苏联的各种条例，导致红军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不得不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思想，所以党内对于苏联是十分警惕的。

1954年，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立了国防部与国防委员会，彭德怀司令担任国防部部长。

同年，因撤销大军区，需要重新划分军区，彭德怀与粟裕因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准备上看法不同，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粟裕认为需要单独成立统帅部直接领导的战略预备队，战时由统帅部机动指挥。

而彭德怀认为，全国一盘棋，不分你我他，完全可以在划分军区后临时抽调各军区军队组成战略预备队。而粟裕则坚决认为提前划分预备队具有重要作用，避免战争时候，临时抽调造成各军区混乱，同时也可以节省集结时间，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

但这只是分歧的开始，自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以来，为了体现国防部的权威性，在没有明确的权责及规定的情况下，将很多原来由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或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

有感于这种混乱的情况，粟裕向中央军委和国防部提议：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在今后日常工作中有条例可依。中央批准了并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条例，但是总参谋部连续起草修订了五次，均未获得批准。

1957年11月，彭德怀、叶剑英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活动，粟裕也一同前往，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时，因总参的起草的的条例依旧未获得批准，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请对方出一份苏军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书面材料”，以便给中方提供一些参考。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设军用长波电台，以及中苏组建联合海军，共享对方领海。中方认为长波电台涉及主权问题，可以由中苏双方各出一半资金，由苏联提供技术，主权归属中国，苏方拒绝了。在领海及联合舰队问题上，则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海军力量十分单薄，联合舰队与领海完全是苏联单方面受益，甚至有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同年五月，中央军委即展开反教条主义扩大会议，首先是萧克被点名批评，接着就对粟裕也展开了激烈的批评，有个别人以国防部与总参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其向国防部要权，并且一贯反对领导，甚至连前不久访问苏联时期望获得一些参考资料也被说成是告洋状。

因当时解放军大部分的军队建设都是参考苏军来进行的，所以在认为苏联想控制中国军队以后，中央军委不得不担心再次出现王明、李德一类的人物出现。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即是对军队完全模仿苏军的教条主义展开批判，一时间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粟裕等都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粟裕被按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甚至连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七月分兵”的失败也被拿出来讲，认为粟裕这个人根本不会打仗，完全是徒有虚名。

然而毛泽东征询了肖劲光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大将评价粟裕是为人正派，没有二心的。毛泽东赞同了肖劲光的观点，并对粟裕进行了公道的评价：粟裕同志在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陈毅元帅也在粟裕第二次检讨后，带头鼓掌并认为：粟裕检讨得很好，经过此次检讨，已经解决了我们之间的分歧，重新团结了起来，在军事上粟裕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在指挥上做得很好，打了很多胜仗，这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粟裕并没有解脱，仍然在8月31日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转入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陈赓大将后来听说了对粟裕“不会打仗”的指责，苦笑着说：如果粟裕不会打仗,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谁会打仗?不如让他站出来让我看看。

1961年，陈赓和粟裕两位同在上海疗养。陈赓诙谐地对粟裕说：“在中国有两忌，一忌不会吹拍，二忌功劳太大。这两忌老兄你都占了，哪能不倒霉？”

纵观粟裕将军的一生，有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无限的忠诚，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马克思思想中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毫不动摇，顾全大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性，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

在革命斗争中不屈不挠，用优秀的战略眼光与优异的指挥艺术，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一座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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