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以来,在黄老学说的影响下汉朝稳步发展,社会经济上表现出繁荣兴盛的现象。国家整体实力在经过六七十年的积累使得汉帝国换发勃勃生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诸侯疆族於京师。”经济蓬勃发展使汉帝国有能力去应付各种的政治危机和政治事件,在汉景帝三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汉廷仅仅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将叛乱镇压下去。足见汉帝国的实力已经是十分地强大。 从“七国之乱”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汉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不相适应,显而易见,汉帝国采用黄老学说已经出现滞后性,诸侯王国的尾大不掉使得汉廷在政治上的行动显得十分地被动。

同时在对匈奴问题上

汉帝国依然采取“和亲”政策。妥协的政治策略并没有给汉帝国带来它所期望的和平,战争烽火从边塞一直传到长安,“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於甘泉、长安。”匈奴之所以对汉帝国采取军事策略,可以说和汉帝国治国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从汉高祖的妥协,惠帝、吕后的退让、文景两朝的隐忍。这是一脉传承政治措施。也正如翦伯赞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公主,仍然一个跟着一个送到匈奴单于庭,但这并不能停止匈奴马蹄的南进。”

这种所谓的“和亲”措施,其实质是“黄老无为”下的消极政策。在其军事上的表现,是为“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的退让。在汉朝统治者眼中,只要匈奴退兵,则万事大吉。在汉帝国前期的六七十年间,汉朝对匈奴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汉家在长城以南的政治统治。 汉朝在“黄老无为”的治国理念之下,对匈奴政治妥协虽然给汉廷创造了一定条件的修养生息时间,但这种消极避世思想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式十分不相匹配。汉朝建立后,对商业采取严厉地打压措施。如汉高祖刘邦时期“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这并没有阻碍商业地发展,在汉家修养生息的政治环境下,商业得到快速发展。

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

在经过数代的积累他们富甲天下。然而在“黄老无为”的思想影响下,他们逐渐地开始抱残守缺,开始享乐,过起奢靡浮华的生活。四川蜀地卓氏,世代以冶铁致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宛城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在社会财富急聚增长地过程中,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富人对土地的兼并和豪姓大族的崛起,给当时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史料记载“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汉武帝刘彻接过汉王朝权柄之后,他已经注意到在“黄老无为”思想影响下,汉帝国没有朝气蓬勃的现象,反而是一种暮气沉沉的状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享乐不思进取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汉武帝将眼光投到儒家身上。在汉兴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儒生只是作为答疑的侍从官员

根本在政治上没有起到较大作用。汉武帝之所以把目光投放到儒学身上,笔者认为:首先是儒学自春秋战国之后,其本身的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其社会地位也是被当时社会世人所认可与接受。在秦帝国时期,法家思想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儒家学说敢于站出来挑战其统治地位,这也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备受关注;其次,汉兴以来,黄老无为思想看似取代了秦帝国时期的法家思想,或许在汉初,黄老学说里面多少会含有儒家思想的色彩。

结语:

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让高皇帝知道做皇帝的感觉。也足以证明儒家思想在汉兴以来,虽然没有被重用,但是却得到汉朝统治者默认;再次,在汉帝国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解决社会问题已是迫在眉睫,而无为之下的政治策略,使得汉朝出现了政治危机,一个北方匈奴问题,一个国内诸侯王的问题都是摆在汉帝国统治者面前现实问题。而肩负着社会责任的儒生们他们上书皇帝,提出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一点上,使得儒生在振臂高呼的同时得到社会关注,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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