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时期,这些巫祝被奉为神明,但随着贵族政治的衰落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巫祝逐渐失去了其尊贵的地位,流落民间。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掌握着星占卜筮等方术,以及拥有与之联系的祯祥灾异、天命等思想。其次,在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人事也变化无常,这就使得人们更加崇信天人感应的思想。但儒学罕言天道,不能满足人们在这方面的需要。这时的儒学想要发展下去,就必须有所改变,借鉴其他涉及的学说。被儒学看重的一派重要学说便是邹衍以阴阳五行理论创立的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天子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上天才‘会降下符瑞。

如果他德衰败,便会被人顶替

便由另一位可以继承五行中比这一德还要好的德的君主来顶替他。王朝的移朝换代便是按照五行的次序这样运转下去的。邹衍创立的这套“五德转移…符应若兹”的理论,将阴阳五行说与政治领域相结合,从天人感应和符瑞降临还有五行运转的角度,为后续董仲舒创立完整的新儒学提供了借鉴。原有儒学的“不中用”与灾异说的流行为汉武帝提出策问与董仲舒回答策问铺垫了背景。前文说汉武帝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天命之符、灾异之由和治国之策。董仲舒都用新儒学给予了解答。首先来说“灾异”。

他将《春秋》所载史实与灾异之变联系在一起。假托孔子一早便发明了“灾异遣告说”。他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白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将原有如实记载的灾异现象说成是天降灾谴之意。其次,在回答“受命之符”时提到了什么是受命之符,如何获得受命之符和什么时候会失去受命之符。他说,上天降临给君主的受命之符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是天下民心归于君王,“天瑞应诚而至“的受命之符。只有在君主积善累德的时候符瑞才会降临。如果废德教而放任刑罚,致使邪恶之气聚集,上下不和,就会引起灾异。

对于治国之策

董仲舒则是延续原有儒家学说,继续强调德教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解答,董仲舒在原有的儒学理论中,融入了承天受命说、灾异符瑞说。当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内容并不止于此。总体来说它是由儒家、黄老、神仙方士三合一所组成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在宣扬旧有儒家君臣上下、仁政德化等政治理论主张的同时,将其与方士和道家的神灵之天、自然之天结合起来,从而建造了一套以巫史、方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和骨架,以儒家君臣父子、仁政德化观念和黄老道法自然、君道无为宗旨为血肉的思想体系。另外,董仲舒还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儒家经典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

将五行与阴阳相配,以此说明阴阳消长的动力和事物发展的次序。认为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相生、相克,使得阴阳消长,四时轮换。通过五行相生相克的依次循环,社会将得到进化和完善。五行相生则人民崇尚仁义礼智信。这是董仲舒通过五行循环和阴阳消长理论来阐发政治伦理主张,以整顿吏治,使上下同心,君臣和谐。为加强君主地位,董仲舒强化了来自巫祝和神仙方士的“受命说”与“天人感应论”。他说,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产生并指导万物和人类。君主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君主秉承天意而统治天下。一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要拜倒在他的脚下;另一方面,君主又必须服从天意,积善修德。君主施行仁义,则天降符瑞以示鼓励;如出现灾异,则是由于君主有过失,上天对君主发出的警告和谴责。

当灾害降临时,君主应据灾异的性质予以补救

如果一意孤行,不加悔改,那么,天将予以更大的惩罚,甚至夺去他的君位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汉武帝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他认识天和人之间关系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的组成是有传统儒学的伦理纲常加方士神仙家的天人感应,再加入阴阳五行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学。而也正是由于汉武帝这种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宗教思想的要求,才使儒学神学化,成为适应当时社会的新儒学。第二,阴阳五行学说的宗教化。阴阳说与五行说是两种不同起源的学说。这两种学说是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最基本的学说。阴阳观念起源于对自然的朴素认识。向阳的地方温暖明亮,植物容易生长,生机勃勃;而背阳的地方则阴暗潮湿,缺少生机。

由此,人们自然就产生了阴阳对立的观念。阴阳二字在西周中期以前,基本语义是指阳光的有无、向日或背日。《周易》中,虽不见有明确的阴阳思想,但是从它的八卦卦象来看,已经产生了用两种基本属性的变化消长描述宇宙间事物变化的思想。西周末年时,大夫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在他的解释中,阴阳指广泛的存在于宇宙中的属性。他认为“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分阳气和阴气。阳气受阴气压迫不能上升才会导致地震。失去阳气会导致川源塞、国家亡。这是把宁宙万物看成是由阴阳联系的统一整体。伯阳父这样的理论,表明在西周术年,阴阳理论已经发展成熟。这里的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对应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所代表的味道分别为:咸、苦、酸、辛、甘。从中可看出这时的五行还不具有在宇宙中的意义。

随着后来的发展

到汉代时,五行之说的本质为,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战国中后期的思想家邹衍(公元前305前240)首次将阴阳说与五行说形结合,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并用五德相克这一观点来解释说明王朝的更替,建立起了循环论的王朝史观,极大地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宗教化历程。邹衍创“五德终始说”主要是由于:“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稳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哪此段话中,很明确指出了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的原因和内容。他认为,五行:土、木、金、火、水有一个相克的关系,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王朝的更替就是按照这种五行相克的规律完成的。土是黄帝,取代者是代表木的夏禹,而代表金的商汤取代了夏禹,周文王代表火,接替了金。

结束语:

每一个王朝代表一德,王朝的变换即是指代表一德的君王失德,便由另一位君王代替,而这位君主的德胜过上一位君主。这样顺着五行的次序运转,就完成了王朝的变更。邹衍认为这种变更是归结于天意的,但此处的天意不是上帝之意而是五行之意。五德终始说在战国时期很受统治者的吹捧,因为这为他们争霸提供了很好的“天命”依据。这之后的每一位开国之君,都遵循“五德终始说“,在建国后首先确定自己处在什么德上,以为其统治合法性找到借口。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与王朝政治理论相结合而产生的,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向宗教方向的发展。这种发展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汉武帝一朝,逐渐向着宗教化的方向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幸运说历史 董仲舒的儒家理念,为国家带来的影响》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幸运说历史 董仲舒的儒家理念,为国家带来的影响》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1883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