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东说画 康熙四大家，姜、汪、何、笪，在董书盛行时期，突破藩篱各有千秋

导语：何焯、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四大家”。他们在董书盛行时期，突破藩篱各有千秋。

清朝初期，由于康熙皇帝对董书的推崇，一时间朝野上下学董成风。书风似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机会比较大，在仕途上的际遇也比其他人顺畅。因此清初书坛声望较高的大都是来自江南地区书风近似于董其昌的书家，例如：沈荃、高士奇、查昇等。

然而当时还有一批书家，也在努力突破董书局限。其中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笪重光等四人又被称为“康熙四大家”。那么，“四大家”又在突破董氏藩篱的道路上有什么异同呢？

笪重光草书《五言诗扇面》

01追求圆秀、腴润书风的笪重光

于明朝天启三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王文治探江上先生师承，“上至章草，下至苏、米，靡所不习”。而从笪重光的书法来看，笔画丰腴像是学苏轼，而结字跌宕仿佛受米芾影响，偶有左右开张的笔势像是学涪翁而来。其小楷作品古朴典雅，颇见魏晋风韵，可见江上先生确实取法广泛。

笪重光十分注重用笔，在其书论中有充实的论证，如“欲知多力，观其运势中途”，“能运中锋，虽败笔亦圆”可见他对中锋的认可。从其作品的笔画可以看出，大部分笔画的中段都坚实有力，特别是横画中，很少出现两端坚实，中间虚空的笔画。

笪重光对运笔的动作也十分重视，他将易学的“逆数”运用到书法的运笔中，从平日的实践积累中总结经验。他强调呼应关系，十分重视牵丝的连带，在他的《五律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笪重光对作品的章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将绘画中的理论运用到书法中来，把线条视作“有形的黑”，除线条之外的空白视为“无形的白”，将书法简化为黑白二色，为后人开辟一个新的视角去欣赏书法。

笪重光强调要“机致”、“变化”以求“活”，其作品中字形的对比，以及丰富的行气变化，显示出灵活有致的章法。笪重光追求圆秀、腴润、畅豁的书风，从其圆劲的用笔，厚实的线条和丰富的墨色以变化可以看出其书学观点。

姜宸英《小楷洛神赋册》

02偏爱自然含蓄书风的姜宸英

姜宸英，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与朱彝尊、严绳孙合称“江南三布衣”。70岁中进士，第二年便因科场案牵连，死于狱中。姜宸英工诗文，诗法唐人，文有北宋遗风。有《西溟全集》、《湛园题跋》等书传世。

姜宸英擅长小楷和行书，其中以小楷最精。杨宾的《大瓢偶笔》里记录了姜宸英的学书经历，称姜宸英少时书法受米芾、董其昌影响。60 岁时才开始上追晋人，69 岁时才开始专门学习小楷。姜宸英善于“摹古”，力学前人，其在《湛园题跋》中说：“予于书非敢自谓成家，盖即摹以为学也”，可知姜宸英通过“摹古”来学习书法。

姜宸英的书学观点在《湛园题跋》亦有表现：“临‘二王’书，须略得晋人几分笔意。正以蕴藉为宗。”由此可知姜宸英十分崇尚晋人书法，并不提倡追求气势上的险劲，而是偏爱自然含蓄的书风，他专注于魏晋书法所体现出超逸洒脱的精神风度。姜宸英认为以董其昌为首的“华庭书派”用笔轻薄，摹古却没有古意。

姜宸英的书法以摹古为宗旨，集各家之所长为己用。其小楷《洛神赋》风格秀劲，取法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诸家。行书笔力流畅，气度娴雅清劲，《勉斋说》是其70岁所作，应属晚年之精品，虽上承晋人意味，但看上去总仍觉得有些董书的影子在，然而在董风弥漫的当时，姜宸英书法已实属难得的新声。

汪士鋐 《节临兰亭序》立轴

03崇尚平正古韵的汪士鋐

汪士鋐自幼聪明好学，康熙三十六年中进士，官至左中允，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四十七年以母丧解职归里，嗣后不再出仕，以诗文书法自娱。退谷著述颇丰，有《全秦艺文志》、《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等。

汪士鋐自幼喜爱书法，其对学书有自己的见解，其认为学书法应在古隶中习波折往复之理；在晋帖中品回环牵结之妙；在唐碑中学古人各自成家之法，集古人之长而自出新路。其在书法上不追求奇险，而是崇尚平正古韵。

汪士鋐在自述中谈论其书法师承：“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观玩模拟。”

由此可见他的书体经历了滞板、瘦弱到瘦硬的三个阶段，经历了广为临摹，古之名帖皆习之到得益于古人，技法纯熟，功力沉着自成一家。观其作品，字体清逸俊朗，行笔瘦劲雅致，可以看出受褚遂良流美书风的影响，但点画的波折之间略显古隶的意味，时以枯竭之笔流露出些许苍老古秀之气。在肥腴媚美，纤弱无力的书风盛行的情况下，其瘦硬的书风使其在“馆阁”众家行列中脱颖而出。

何焯《行书五言诗轴》

04行书最像文征明的何焯

何焯为诸生时就因博学多才、擅长考订而负盛名。康熙二十四年，何焯赴京入国子监，康熙四十二年被举荐，以贡生身份成为康熙的文学侍从，获赐举人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经康熙特准参加殿试获得进士资格，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担任八皇子教师一职。

何焯是清初著名学者，通经史百家之说，长于考订，并且十分喜欢金石书法收藏，他对不少法帖进行过题跋，大多题跋被其收录到《义门先生文集》中。

何焯十分喜欢临习晋、唐法帖，楷书师法欧、柳、褚、虞，于欧阳询得益最多。王文治曾评价何焯：“善学欧书者惟何义门先生”，还赞其“蝇头书至妙”。关于何焯先生的行书取法，钱谦益认为明清之际的书风大多源于文征明和董其昌，而何焯行书与文征明最为接近。

从何焯行书可见，其线条遒劲温润，字形端庄，笔法精熟，笔意自然，确实与董氏书风相差较远。从其《义门题跋》中可探其书学思想，何焯在《旧本颜鲁公多宝塔》中题跋：“鲁公用笔最与晋近，结字别耳。此碑能专精学之，得其神，便足为二王继”。可见其书宗魏晋的书学思想。

何焯擅长考订，对金石书法十分感兴趣，其重新梳理了唐代以前书法风格的发展脉络，并提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书派的问题，为碑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何焯小楷用笔一丝不苟，笔力劲健，结构端庄，章法舒朗闲逸，颇显其深厚的功力。其小行楷也独具特色，或许是其勤于古籍的点勘，在反复的书写校勘过程中，不经意间因熟练而放下矜持，颇显自然洒脱的意味。

何焯楷书《桃花园诗轴》

结语：

康熙四大家在董书盛行的时期，或多或少受了董书影响，但他们并不止步于书学董书，而是上追魏晋，汲取古人书法之营养，力图走出一条新路。

四人人生经历不同，各自有独特的途径去突破董书藩篱：

笪重光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生涯便隐居山林，皈依于道教，潜心于书画理论，而清初书法的柔弱无力使江上先生意识到用笔的重要想，其《书筏》用易学思想将书法的用笔和分布进行详尽的论述；

姜宸英久居山林，擅书之名为世所传，年已70十才中进士，其学书思想是“摹以为学”，取法上溯晋、唐，他认为“东晋诸贤书法，超绝古今”，“华庭书派”用笔轻薄，摹古但没有古意，西溟先生对晋人书法的“蕴藉”最为服膺；

汪士鋐同样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生涯后，解职归里以书法自娱，他在古隶、晋帖和唐碑中汲取营养，集古法之所长而自出新路，摒弃奇险书风，追求平正古韵；

何焯曾在皇八子府当侍读，其治学严谨，博览群籍，书宗魏晋，爱好金石书法，长於考订，何焯试图学颜鲁公书上追二王。

康熙四大家试图通过学古人经典走出一条新路，但是由于当时风气的笼罩和眼界的局限，他们终究没能突破董书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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