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国际战略 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叙事（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对中国的理解需要再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或者说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才能看清中国自己。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和认同，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历史的解读，是寻根，更是前瞻。每一代人都会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历史，当下，中国人需要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具有可读性和普及性的中国历史。历史学者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就是这么一本具有时代意识的好书。在世界历史的参照系中去书写中国的历史，既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也要超脱于中国中心论。中国的历史就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不断演进的，中国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自成一体的，这是中国文明发展重要的动力。

一

无可否认，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中国的历史叙事没有中断过，中华文明历千年而不坠，最典型的是，现代中国人和自己的祖先用着同一种文字，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份的。中国人的认同更多的是文化和文明意义上的，而不是血统意义的，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人的生物基因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

几千年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呢？回到浩如烟海的历史中，尤其是中国有丰富的历史记载，不可能用一本书把几千年的历史讲清楚的。历史叙事本身就是历史的理论，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来重新梳理历史，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在世界历史中寻找中国历史的叙事线索，在比较中探究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在书中，张宏杰列举了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特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中华文明两头剧烈变化，中间断循环；政治社会一方面不断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推进；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与西方并不一样，因此，套用历史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文明的发展来说，地球进入全新世之后，气候变暖，人口增加，人类开始走向了定居，社会规模不断扩大。人类从小型共同体走向复杂社会，血缘是小型共同体的纽带。政治学家福山就认为，对血缘纽带的超越是法治秩序建立的前提。张宏杰认为，中西文明的区分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中国文明从根本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世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第29页）因此，在中国社会中，老人的权威比较大。而在希腊地区，土地不适合耕种，地中海沿岸是一种商业文明，“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穿，只能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第30页）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了希腊的民主城邦。（第30页）

地理环境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塑造了不同的文明。自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血缘家族一再扩大，到了周朝，这种宗族意识达到了顶峰。（第40页）中国在西周建立了封建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是宗法制度，家国同构，战国纷争，各国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建立了耕战体制，打破了大家族的血缘纽带，从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国家之下就是原子化的个体。法家的理论实现了国家汲取能力的最大化，也帮助秦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贵族社会也就此终结了。“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第47页）

百代行秦政，“周秦之变”其实是国家形态的历史性重构，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郡县制，搭建起来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官家主义”的基本国家权力结构。在此后的2000年中，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高潮迭起的皇权保卫战。”皇帝就要以一人敌天下，以一个人对付所有政治力量。因此专制权力地性质天生必须是高压地、排他地，要镇压掉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但是皇帝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情况下顾不过来，所以就处处都是漏洞，按下葫芦起了瓢。“（第119页）

汉朝承袭秦制，但是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包裹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但是董仲舒的儒家并不纯粹，而是融合了法家思想，为皇权进行了巧妙的包装。除此之外，汉武帝重本抑末的政策，让中国的商业凋零，农业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底色。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一书中认为， “东汉和西汉政府都决心维护农业人口的稳定和兴旺，认为它是帝国的根基。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但是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其不均衡的地域分布，使得政府很难保证耕者有其田。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提高社会地位和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都无助于真正缓解太多的人口拥有太少的土地所产生的压力。”国家的税收基本是实物税和徭役，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汲取方式会带来制度性的腐败，中央政府收一毛钱，谈到百姓身上就是一块钱，百姓也会认为，皇帝是好皇帝，就是手下的官员把经念坏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是中国的特色，原因在于官僚国家破坏了曾经的自治的空间，以及商业环境。春秋战国期间，中故宫也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商业市场网络，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富商，但是汉武帝时期的抑商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商人的财产税，更厉害的是告缗令，商人之间相互检举，武帝末年，汉帝国已经民穷财尽了。

与汉帝国同时的罗马帝国是不一样的治理方式，没有基于血缘的皇帝制度，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进入了后罗马帝国的时代，经过了1000年，欧洲成长起来现代国际体系。商业网络和国家体系同步发展，欧洲国家越来越倚重金融制度的创新，我们可以说欧洲国家是一种新型的“信用国家”。最终，这一套后罗马的制度体系终结了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