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侍从崛起于布衣之中,他们有的年少成名,正当飞黄腾达时,却死于意外。有的半生穷困潦倒,不得志,后半生地位显达,但却因罪被杀。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都在汉武帝时代上升时期,正是铸造汉武帝时代基本框架的重要时刻。在前面提到过,汉武帝是一位杰出的伯乐,他识人察人的智慧非常了得,由于文学侍从的性格不同、个人能力不同,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最终他们的命运也不同。作为汉武帝的宠臣严助、吾丘寿王皆因事获罪被杀。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击东瓯,东瓯告急,武帝派严助出使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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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闽越又击南越,南越亦求助于汉朝,淮南王上书陈说不应发兵的种种原因,后来汉王朝不费一兵一卒平定闽越。严助回长安后又奉命出使淮南,向淮南王传达天子的旨意,最后淮南王终于了解武帝的良苦用心,遂与严助结交。后来淮南王来朝廷,“厚赂遗助”,淮南王谋反之事泄露,严助受到牵连。汉武帝十分舍不得杀他,廷尉张汤认为严助罪不可赦,最后,严助弃市而死。作为同乡的朱买臣也因此怨恨张汤。是时,朱买臣因犯法降为丞相长史,张汤为御史大夫。在严助和朱买臣显贵之时,张汤还只是小吏,后来官位却在朱买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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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买臣因严助案与张汤结怨,张汤也经常利用自己可以行丞相事的权力,打压凌辱朱买臣与其他两位长史。朱买臣与其他两位长史合谋陷害张汤,致使张汤自杀。最后也被武帝诛杀。司马迁对于主父偃的死充满着悲叹:“主父偃当路,诸公皆举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主父偃命运多舛,在齐国时游学时,受到众生排挤,家里穷困亲戚朋友没有人能够借贷给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陀日久矣。”主父偃因上书,逐渐得到武帝的赏识。一年内升迁四次,得志之后,主父偃常揭发达官贵人的阴事,他先是揭发了燕王刘定国的犯罪的活动,后来又揭发了齐王在宫内的“淫失之行”,齐王畏罪自杀。
很多大臣都害怕主父偃的嘴
遂“赂遗累千金。”有人曾劝阻主父偃收敛一些,他理直气壮的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主父偃曾游说于燕、赵、中山等国,主父偃揭发了燕王后,赵王刘彭祖怕接下来会轮到他,所以先下手为强上书揭发主父偃收受贿赂之事。主父偃被治罪,汉武帝以为主父偃曾逼迫齐王自杀,但主父偃只承认收受贿赂之事,不承认此事。汉武帝想不杀主父偃,但公孙弘劝谏,主父偃是首恶,必杀之。主父偃贵宠时,门客数以千计,遭族诛后没有人替他收尸,甚是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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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有政治抱负,并且文采极高,对于时代的形势的把握有着一定能力,但是对于国家建设提不出好的建议来,“虽然具有对这个时代政治形势的预见和概括综合的能力,但缺少具体的建议决策能力,这也许正是他能够以文章显而不能以经术名世的最根本原因。”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武帝还是依靠主父偃、严助等人,也正是这个原因也使司马相如最后得以善终。武帝对于东方朔、枚皋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在汉武帝心中对这些文学侍从也并非一视同仁,也是有远近亲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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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侍从的个人能力不同
汉武帝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汉书·严助传》载:“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诽优畜之。”在汉武帝眼里,枚皋、东方朔就只具有娱乐性,用来排忧解闷。东方朔曾官至太中大夫,后来常作为郎官。“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东方朔胸有抱负,又常常直言上谏,但“终不见用”。汉武帝对东方朔、枚皋的态度,一方面由于他们行为滑稽可笑、所作辞赋也轻浮不雅,不庄重,另一方面也因为,汉武帝时代重儒术,枚皋因不通经术、东方朔的思想较为繁杂,所以与时代脱节,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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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东方朔始终不得志,枚皋除了作赋,也没有什么其他建树。能够出谋划策、顾问应对的深受喜爱武帝喜爱的严助、吾丘寿王等人皆因触犯法律而被诛杀,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文学侍从都是一介平民,因一次对策或者一次上书,得以在武帝身边为官,从默默无闻到皇帝的宠臣。重点是他们的谋划和策略常常能够得到武帝的采纳,作为国家政策推行,这不得不引起他人的嫉妒。另外,他们常常出面诘难公卿,朝中大臣常被他们问的哑口无言,所以,他们的结局与他们与政治的远近关系成反比。其二,班固有言:“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他们的结局与自身行为、要达到的目的也有很大关系。
文章的研究对象
汉武帝时代的文学侍从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汉武帝时代的产物。根据人才学理论把文学侍从作为人才做成群体,重点考察文学侍从成长成才的过程,从中发现汉武帝时代为人才成功提供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而探究汉武帝时代人才辈出的规律。这十位文学侍从有着自身的闪光点,他们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拥有远大的抱负,满满的自信,深处困境,坚韧不拔的品质;同时他们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拥有胆识和气魄,当然。人无完人,他们自身也存在着不足,性格的缺点和能力的有限,导致他们的命运不同,这也成为他们的成才的局限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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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侍从内在的因素对自身成才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离不开汉武帝时代提供的外在条件。这一点离不开汉武帝这一伯乐,他既是人才的买家,又是东家。他对人才十分重视,制定了选才育才的制度,增多了选才的途径,扩大了选才的范围。注意把察选与自荐的结合、选拔与培养的结合,上诏与下举的结合,这种选才的方式使很多人才脱颖而出。同时他的人才政策为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形成了向学的风气,文学侍从人才的成功,汉武帝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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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时代为人才的成长和成功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时代条件的限制。所以每一个时代必然存在着制约着人才成长的局限性。汉武帝时代也存在着这样的弊端。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历史学和人才学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汉武帝时代的文学侍从,由于本人学术知识的欠缺,文章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对文学侍从的历史渊源的研究不够深入,对汉武帝时代给人才成长的局限性的研究不够详细等,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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