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遇说历史 文学侍从的个人能力不同，过程与结局也不同

文学侍从崛起于布衣之中，他们有的年少成名，正当飞黄腾达时，却死于意外。有的半生穷困潦倒，不得志，后半生地位显达，但却因罪被杀。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都在汉武帝时代上升时期，正是铸造汉武帝时代基本框架的重要时刻。在前面提到过，汉武帝是一位杰出的伯乐，他识人察人的智慧非常了得，由于文学侍从的性格不同、个人能力不同，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最终他们的命运也不同。作为汉武帝的宠臣严助、吾丘寿王皆因事获罪被杀。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击东瓯，东瓯告急，武帝派严助出使闽越。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闽越又击南越，南越亦求助于汉朝，淮南王上书陈说不应发兵的种种原因，后来汉王朝不费一兵一卒平定闽越。严助回长安后又奉命出使淮南，向淮南王传达天子的旨意，最后淮南王终于了解武帝的良苦用心，遂与严助结交。后来淮南王来朝廷，“厚赂遗助”，淮南王谋反之事泄露，严助受到牵连。汉武帝十分舍不得杀他，廷尉张汤认为严助罪不可赦，最后，严助弃市而死。作为同乡的朱买臣也因此怨恨张汤。是时，朱买臣因犯法降为丞相长史，张汤为御史大夫。在严助和朱买臣显贵之时，张汤还只是小吏，后来官位却在朱买臣之上。

朱买臣因严助案与张汤结怨，张汤也经常利用自己可以行丞相事的权力，打压凌辱朱买臣与其他两位长史。朱买臣与其他两位长史合谋陷害张汤，致使张汤自杀。最后也被武帝诛杀。司马迁对于主父偃的死充满着悲叹：“主父偃当路，诸公皆举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主父偃命运多舛，在齐国时游学时，受到众生排挤，家里穷困亲戚朋友没有人能够借贷给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陀日久矣。”主父偃因上书，逐渐得到武帝的赏识。一年内升迁四次，得志之后，主父偃常揭发达官贵人的阴事，他先是揭发了燕王刘定国的犯罪的活动，后来又揭发了齐王在宫内的“淫失之行”，齐王畏罪自杀。

很多大臣都害怕主父偃的嘴

遂“赂遗累千金。”有人曾劝阻主父偃收敛一些，他理直气壮的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主父偃曾游说于燕、赵、中山等国，主父偃揭发了燕王后，赵王刘彭祖怕接下来会轮到他，所以先下手为强上书揭发主父偃收受贿赂之事。主父偃被治罪，汉武帝以为主父偃曾逼迫齐王自杀，但主父偃只承认收受贿赂之事，不承认此事。汉武帝想不杀主父偃，但公孙弘劝谏，主父偃是首恶，必杀之。主父偃贵宠时，门客数以千计，遭族诛后没有人替他收尸，甚是凄凉。

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有政治抱负，并且文采极高，对于时代的形势的把握有着一定能力，但是对于国家建设提不出好的建议来，“虽然具有对这个时代政治形势的预见和概括综合的能力，但缺少具体的建议决策能力，这也许正是他能够以文章显而不能以经术名世的最根本原因。”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武帝还是依靠主父偃、严助等人，也正是这个原因也使司马相如最后得以善终。武帝对于东方朔、枚皋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在汉武帝心中对这些文学侍从也并非一视同仁，也是有远近亲疏的。

文学侍从的个人能力不同

汉武帝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汉书·严助传》载：“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诽优畜之。”在汉武帝眼里，枚皋、东方朔就只具有娱乐性，用来排忧解闷。东方朔曾官至太中大夫，后来常作为郎官。“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东方朔胸有抱负，又常常直言上谏，但“终不见用”。汉武帝对东方朔、枚皋的态度，一方面由于他们行为滑稽可笑、所作辞赋也轻浮不雅，不庄重，另一方面也因为，汉武帝时代重儒术，枚皋因不通经术、东方朔的思想较为繁杂，所以与时代脱节，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所以，东方朔始终不得志，枚皋除了作赋，也没有什么其他建树。能够出谋划策、顾问应对的深受喜爱武帝喜爱的严助、吾丘寿王等人皆因触犯法律而被诛杀，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文学侍从都是一介平民，因一次对策或者一次上书，得以在武帝身边为官，从默默无闻到皇帝的宠臣。重点是他们的谋划和策略常常能够得到武帝的采纳，作为国家政策推行，这不得不引起他人的嫉妒。另外，他们常常出面诘难公卿，朝中大臣常被他们问的哑口无言，所以，他们的结局与他们与政治的远近关系成反比。其二，班固有言：“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他们的结局与自身行为、要达到的目的也有很大关系。

文章的研究对象

汉武帝时代的文学侍从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汉武帝时代的产物。根据人才学理论把文学侍从作为人才做成群体，重点考察文学侍从成长成才的过程，从中发现汉武帝时代为人才成功提供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而探究汉武帝时代人才辈出的规律。这十位文学侍从有着自身的闪光点，他们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拥有远大的抱负，满满的自信，深处困境，坚韧不拔的品质；同时他们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拥有胆识和气魄，当然。人无完人，他们自身也存在着不足，性格的缺点和能力的有限，导致他们的命运不同，这也成为他们的成才的局限性之一。

文学侍从内在的因素对自身成才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离不开汉武帝时代提供的外在条件。这一点离不开汉武帝这一伯乐，他既是人才的买家，又是东家。他对人才十分重视，制定了选才育才的制度，增多了选才的途径，扩大了选才的范围。注意把察选与自荐的结合、选拔与培养的结合，上诏与下举的结合，这种选才的方式使很多人才脱颖而出。同时他的人才政策为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形成了向学的风气，文学侍从人才的成功，汉武帝功不可没。

结束语：

时代为人才的成长和成功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时代条件的限制。所以每一个时代必然存在着制约着人才成长的局限性。汉武帝时代也存在着这样的弊端。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历史学和人才学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汉武帝时代的文学侍从，由于本人学术知识的欠缺，文章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对文学侍从的历史渊源的研究不够深入，对汉武帝时代给人才成长的局限性的研究不够详细等，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