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擦说历史 建置朔方郡所衍生的法令，对国家治理上的影响

为筹措边郡建设费用，政府颁布的具有卖官鬻爵性质的法令对国家司法和用人制度形成不利局面。爵位的买卖，不仅限于政府出售、百姓购买，也有百姓出售自己己有爵位。爵位的买卖，在汉朝可谓由来己久，史书中有关于惠帝、文帝、景帝朝卖爵的记载。如惠帝五年公元前年)夏天大旱，惠帝六年(公元前年)颁布诏令：“令民得卖爵”文帝后六年(公元前年)，天下大旱且有蝗灾，皇帝诏令：“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气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

西汉前期卖爵的记载很多

尤其在文帝时，由于入粟拜爵取得良好效果，文帝还多次减免农民的田租。政府颁布的允许民间卖爵大多出现在大灾之后，彼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政府无力度过灾荒，故政府通过卖爵来增加收入或粮食储备，或者允许民间自卖爵位获得收入来度过荒年。这一时期的卖爵还不至于导致吏治腐败，反而通过卖爵保障国家粮食储备，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武帝时期，卖官鬻爵到达一个高峰期。为了支持战争军费、边防建设费用和维持其奢侈生活，卖官卖爵成了政府敛财的常态性措施之一。

对国家司法和吏治产生消极影响

获得爵位者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多特权。如受爵者的爵位到达一定级别时，可以优先做官，犯罪后可以免罪，并且享有免除徭役等特权。此举对国家来说，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对于百姓、尤其是那些能购买起高爵位的豪民、商人，可以得到更多实惠。但长远来说，消极影响不可估量。很多买爵者购买爵位是为了获得“为郎”“补官”的资格，政府又允许“入羊”、“入奴婢”等直接买官，由此途径步入仕途的官员必定鱼龙混杂，导致官僚系统素质整体下降，难以管理和约束。尤其是武帝元鼎年间颁布诏令，允许犯罪之人赎罪，继而入财为郎，进一步破坏政府用人制度、腐蚀官僚体系，导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局面的形成。

而有爵者犯罪可以免罪，其本质还是以财赎罪，这项特权并不是施惠于所有人，很大程度上包庇了犯罪的豪民、官员与贵族，毕竟，拥有能够免罪爵位的普通百姓只是少数。豪民有了免罪的爵位傍身，对国家法律少了顾忌而故意犯法的也不在少数，有钱人交钱消弭罪责，贫困者无钱难以赎罪，不论百姓，连在朝为官的司马迁也因为无钱赎罪而难逃腐刑。这种法外容情产生的不公平状况，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正如西汉贡禹为此下的结论：“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虽然有些言过其实，还是看到了这项制度对国家的危害。

加速封建秩序的破坏

设置朔方郡，本有防止流民、贫民外逃之意，但耗时漫长、工程巨大，朝廷将沉重负担转嫁于百姓，成为百姓逃亡、流民纷起的客观因素之一。造成流民泛滥的局面，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天灾；高利贷者盘剥和豪民地主兼并；政府横征暴敛。朔方郡建筑工程巨大，前后投入用作营造、戍守、后勤保障等人员不可胜数。边郡发展不成熟时，粮食供给全部仰仗政府，路途遥远，粮食转运耗费巨大，“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气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在百姓身上，最终出现“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的局面。而朔方郡建筑过程中，又有不少天灾现于史载，让百姓生活雪上加霜，会出现流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流民，除了一部分沦为奴婢外，有的成为流庸，流落于外乡，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流亡诸侯国和塞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逃亡到山川林泽或郡县交汇处，形成一个个小集团，这是政府最担心也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气这种小的盗贼集团，往往会发展成为大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到政府统治。针对这种局面，汉武帝专门制定“沉命法”，加大对流民的镇压力度，却事与愿违。董仲舒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最终，西汉王朝也在流民肆起、不能遏制，转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江河日下。

朔方郡建设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司马迀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根据经济物产和生产方式将国家划分为四个区域，其中一个为龙门、碣石以北，“所谓龙门碣石之间是由碣石山下画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由于其物产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与南面的农耕地区不同，所以这条界线应该是农牧分界线。史念海先生认为，这条界线不只是农牧分界线，而且还是生态分界线，“因为符合生态环境，自然有利于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可是由于有些时期人为作用，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就不免受到推移，生态因而失去平衡，不仅农牧业生产畸轻畸重，而且导致恶劣影响，引起不良后果，甚至演变为祸患。”

秦朝时曾经移民实边，秦王朝分崩离析后，不少人又重回中原。汉文帝时晁错亦曾建议徙民于塞下，效果也不是很好。至汉武帝时，收复河南地，设置新郡，大量迁徙人口充实边塞，此举巩固边疆，造就了边郡的一时繁荣。但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屯垦，农业生产的范围扩大已超过了司马迁认定的农牧分界线，河南地急功近利的开发，使边郡的环境破坏，在这一点上，史念海先生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伴随移民实边和屯田而来的农业垦殖，导致草原退化，森林面积减少，进而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武帝在河南地筑郡驻军，迁入人口，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政府为就地筹措大量军粮，减少转运之费，对土地可说是掠夺性开发。

结束语：

为了获得更多耕地，很多绿洲、草原被开辟为农田，防风防沙的草原和森林被破坏，在政府无力经营或大量边民迁回内地时，一部分己被开垦的农田无人管理，裸露的土地不断被风蚀，促成土地的沙化。垦区军民的日常生活和军事防卫工事需要砍伐大量森林，而且在幵垦耕地时森林也会被烧光，辟为农田，这个过程也是森林彻底破坏的过程。植被减少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情况加剧，自然使得自然灾害频发。西汉时黄河泛滥，屡屡出现的水灾与移民、屯垦时的不合理开发也不无关系。汉武帝在河南地筑朔方郡，从生态角度角度来说是影响巨大的。朔方郡的设置，拉开了彼时河南地，此时河套地区全面开发的大幕。鉴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和对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改造一代代传承下去，毁坏了这个生态环境本就十分脆弱、并不适合农业大规模发展的地方，各种灾害频发，与此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