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说事 明朝御案：锦衣卫追在逃工匠，却趁此奸污工匠之女，引得一家自尽

明朝的户籍制度非常复杂，各地都不一样，有人统计明朝的户籍有七八十种，有服兵役的军户，一般百姓的民户，各种工匠的匠户，煮盐的灶户等，还有一些作为贱民的丐户、乐户等。

明朝按照职业来编订户籍，一是为了保证王朝的税收，二是为了对各类人等实行有效管控，最终维持王朝的统治秩序。这些户籍是世代相承的，父辈死了后代就得补上。

宣德四年，北京紫禁城已经落成，但各种配套工程还在陆续兴建，需要大量工匠，却没有想到大量工匠逃亡。

工匠为什么要逃亡呢？按照制度，匠户分为轮班匠、住坐匠两类。轮班匠每年要轮流到官营手工作坊服役，每班是三个月，但在官府有大工程的情况下，官府往往将以后的年份通算在内，这样便可以几年之内让他们服役，而不让他们回家。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营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

本来匠户除了服役之外，其余时间可以自由工作，凭借手艺养家糊口，如今北京有大工程，从各地调用工匠，已经是不容易了。而为了保证工程延续，工部常常不让轮班匠回原籍。工匠本来靠手艺吃饭，如今在北京服役，朝廷不给工钱，好的时候能给一些盐粮，赏赐一些衣物，但也只有在工程能如期完成的时候才能得到，这等于是没有收入，还要忍受官吏及工头的打骂与盘剥，逃亡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工匠逃亡，工程难以完成，工部怕承担责任，便奏请皇帝，要求追查逃匠，强令他们回京城服役。提出追取逃匠的是工部，但追取事务却不是工部权限范围的事情，要由皇帝亲自派人去各地追取。皇帝能够派遣的人，除了锦衣卫之外，就是宦官。宣德时期，宦官还没有全面染指政务，所以宣德帝派锦衣卫去办理追取事务。

被派往江西追取逃匠的是锦衣卫舍人张恕。所谓的锦衣卫舍人，是锦衣卫的编外人员，专门任命公、侯、伯、都督、指挥的嫡次子，使他们安享朝廷俸禄。张恕是公侯之子，在锦衣卫为闲散舍人，每个月能领四石月粮，因为家中富有，也不需要月粮贴补生活。虽然家里不需要他的钱，但他已经有了收入，家里便不给他零花钱了。

一个纨绔子弟，平日奢侈惯了，出入楼堂馆所，花钱如流水，这区区四石月粮如何够他开销呢？好在锦衣卫衙门是个肥衙门，锦衣卫校尉、军士在京城巡查，凡遇来路不明者，一律当作囚犯，有银子的拿银子赎，没权势的全都充入苦役，即使是良民百姓，若这些官爷瞧你不顺眼，也会拿着你榨些钱财方才放手，诈不得钱财，就让妻女作陪，故当时人人自危。锦衣卫舍人虽为闲散之职，但能陪伴校尉、军士巡查，也能够分些余润，算是能保障他们奢侈淫荡的生活。

工部请旨追取逃匠，编制内的锦衣卫都有差事，难以前往外地，这些闲散舍人则可以谋此差事。张恕花了三百两银子，谋得到江西追取逃匠的差事，当然要回收本钱，以谋取更大的利益。

却说张恕领了差事，带上皇命，在京城找了几个流氓做书吏，收了些泼皮无赖做差役，浩浩荡荡地来到通州，叫了两艘座船。每艘他给八十两坐舱钱，容许他夹带私货，沿途贩卖赚钱。打起钦差金字牌，挂起锦衣卫旗帜，声势浩大，犹如钦差大臣一般。

地方官本来应该按照制度办事，检查一下张恕所带的驾帖，看看上面写的内容，然后照章办事，但驾帖意味着皇命，地方官大多不敢索要查看。什么是驾帖呢？所谓的驾帖，基本上具有两项功能：一是表明持驾帖者是皇帝差遣之人；二是写明要承办的事情，并且明白写明持帖人的权限。皇帝授出驾帖行事，由司礼监出帖并加盖印信，根据所承办的事务不同，要经过六科给事中佥签，签署详细的批文，必须依据批文所讲的内容办事。这本来是有严格的制度的，但地方官畏惧皇命，不敢索要批文，这些手持驾帖的钦差才敢于张扬。

不说张恕在途中多么猖狂，且说他到了江西以后，按照圣旨所云，追取逃匠及其家属赴京服役。那时候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赴京服役的工匠又有详细记录，找出这些逃匠并不难。按照《大明律》的规定：

“各处守御城池军人在逃者，初犯，杖八十，仍发本卫充军；再犯，并杖一百，俱发边远充军；三犯者绞。”

逃匠则比附此律量刑，最多是杖八十，允许折赎，花上四千八百文铜钱就可以免杖，但要赴京服役。张恕虽然持有皇命，但他不能判刑，刑罚要地方官实行，杖八十是在县太爷权限范围之内，折赎银钱则要入赃罚库，任何人都不能染指。

处罚逃匠事小，押解逃匠赴京服役事大，因此张恕不想交地方官拟罪，只是向这些逃匠索贿，按照人头，每人十两。逃匠们在京服役，没有收入，刚刚逃回，大多数还没有凭手艺挣到钱财，如今钦差向他们要银，原本条件一般的只有忍痛割肉，交上银两，免于刑杖。家里贫困的，只好把自己的房产变卖，才能交上银两，因房产变卖，也只好举家前往京城。穷得揭不开锅的，一般都是租房而住，没有房产，更无钱财，当然交不上银两。

狠毒的张恕，他将交不上银两的逃匠全都拘押起来，并殴打逃匠们的家属逼银。为什么不殴打逃匠而殴打他们的家属呢？因为朝廷追取逃匠是为了工程，若将逃匠打死、打伤，或打成残废，他们就不能工作了，朝廷怪罪下来，难免要被治罪。

张恕不但残忍，而且好色，并且一般的女人他看不上，他专门喜欢少女，认为十三四岁的娇娃最可心，女孩子的痛苦能使他愉悦。有人会问，张恕奸污幼女不犯罪吗？当代法律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明代有类似的规定吗？当然有了。《大明律》规定：

“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

和奸是男女各杖八十，强奸则为绞罪，妇女不坐。现代法律是十四周岁以下为幼女，明代法律则是以十二岁以下为幼女，这还是虚岁。张恕身居京城，对于律法略知一二，所以专门寻找十三四岁的少女下手。

明代笔记曾经记载了一则妇女控告他人强奸的案件，男的无以自白，便求教于讼师。讼师要该男子在公堂上承认强奸只有一次，而该妇女不知律法，以为是强奸多次罪责才重，便一口咬定该男子强奸多次，最后县太爷一笑置之，将他们按照和奸量刑，结果各杖八十，妇女不但没让该男子得到严惩，反而自取其辱。正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张恕才敢霸占少女。

逃匠中有个木匠，名叫张向高，仅生一个女孩，名叫云姐，刚刚十四岁，长得柳眉杏脸，齿白唇红。因为是独生女，张木匠夫妇爱此女如活宝一般，美衣美食，养得娇滴滴的，像个大家闺秀。张恕早就打听到张木匠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便想弄到手。

如何能让张木匠把女儿交出来呢？张恕心生一计，他以张木匠欠银为由，将张木匠锁在后宅，逼迫张木匠的家人凑钱。《大明律》规定：

“凡狱囚应请给衣粮、医药而不请给，患病当脱去枷、锁、杻而不脱去，应保管出外而不保管，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司狱官、典狱卒笞五十。”

因此，狱囚的衣粮应该向官府请给，而在有家属的情况下，是不能请给的，被关押的人都要由家属送饭。张恕将张木匠关押，就是要等张木匠的女儿自投罗网。

最初是张木匠的夫人送饭，恰巧有一天，张木匠的夫人病了，只好让云姐来送饭，被张恕看见，就带入后堂。云姐恳求张恕放了自己的父亲，却不想张恕对她不怀好意，满口应承，却要云姐陪伴自己。云姐哪里能答应？张恕用强，将云姐霸占。

云姐被辱，哭哭啼啼地将此事告知了父亲，却不想张木匠得知女儿被张恕奸污了，一时气愤，竟然自杀了，而张木匠的夫人得知女儿失身，丈夫自杀，更兼有病在身，也是气急身亡。云姐举目无亲，以为父母都是因自己而死，一时想不通也上吊自尽了。

古来最可恨的，莫如娇娃蒙难，丽女遭殃。更可恨的是淫占他人妻女而导致他人丈夫或者父亲身亡。若是如此，定然会天怒人怨的。

却说，张恕在江西赚得盆满钵盈，发了一笔大财，又掠得不少美少女回京，可以说是财色双收，殊不知他的死期也到来了。张恕好搬弄是非，本来就招人怨恨，如今他贪财好色，巧取豪夺，逼死人命，已经是天怒人怨了，更兼他回到京城，十分高调，自己洋洋得意，则是自寻死路。

锦衣卫指挥因为受了贿，还能为张恕遮掩一些，而平日嫉恨张恕的人，则未免有所怨恨，更兼张恕做了天怒人怨的事情，总不能让他逍遥法外。这些痛恨张恕的人，不敢到锦衣卫指挥那里控告，却可以直接向御史那里去诉说，他们将张恕在江西的所作所为，告到了都察院。而都察院的御史则将此事告知了宣德帝。

宣德帝朱瞻基自即位以来，特别关心刑狱案件，对法司呈上的需要皇帝批准处死的案件，他总是提出一些关键的疑点，要法司重新审理，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史称其“不嗜杀人，法司奏刑名，常垂宽宥，惟赃吏不少假借”。也就是说，朱瞻基不喜欢杀人，所以常常赦免一些死罪之人，但对于贪官污吏却毫不留情，一律严惩。张恕这种贪虐残忍而毫无人道的行为，宣德帝当然不能容忍，所以下令法司严加审讯。

法司秉承帝命，一面审讯，一面取证，最终弄清张恕犯罪的事实，上报皇帝。朱瞻基听闻，当即批示道：

“逃匠非有大罪，而肆毒虐如此，鬼神不容也。其斩于市。”

也就是说，逃匠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并不是什么大罪，最多不过是杖八十，张恕这厮居然敢如此纵肆，惨毒如此，真是天地鬼神都不能容他，应该加重处罚，将他斩首枭示。

朱瞻基亲批斩首枭示，是否为律外用刑呢？应该说是没有，因为《大明律》规定，除了谋反谋叛等大罪之外，还有七种犯罪要枭首示众的。其中之一就是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为首者。张恕滥刑打死工匠之妻二人，乃是非死罪之人，奸污人女又导致其女父母身亡，可以按照“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条量刑，再加上张恕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可以数罪并罚。按照《大明律》的规定：

“凡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

张恕的罪行本身就处在从重不从轻之列，将其枭首示众，于情、于理、于法，都很适当。

此案张恕作为锦衣卫舍人奉命前往江西追取逃匠，但他假借皇命而肆行贪虐，打杀人命，奸淫少女，逼人自尽，贪赃枉法，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宣德帝朱瞻基对张恕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认为张恕的行为是鬼神不容，将张恕押赴市曹斩首示众，既表现出他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之心，也显示出他严惩贪官污吏的态度，所作所为也深得民心。

值得注意的是，宣德帝没有注意到制度的漏洞，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假皇命而肆行贪虐的现象。因为这些持有驾帖的人，是代表皇帝办理各种事务，本身就具有皇帝的威严，在制度上没有制约他们，也就使他们拥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当权力失去制约，不但会导致腐败，而且会造成权力滥用，给社会带来巨大灾害。应该承认，宣德帝能认识到这些假皇命而肆行贪虐的人是鬼神所不容，对这些人予以严惩，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宣德帝很难在制度上做到进一步完善，但他对假借皇命而贪虐害民的官吏毫不留情，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制度存在的弊端，也算是具有清醒认识的君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