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腿看客 “三河坝分兵”：很重要也很关键，为何说应该感谢朱老总？

上次我们讲到了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以及朱老总在南下部队既担负“开路”任务，又担负殿后任务，当时最繁重的任务朱老总几乎做了。朱老总最终为革命保留了火种，避免革命队伍受到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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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南昌起义后部队到了三河坝，然后兵分两路。留下的25师，而主力部队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人率领继续南下。当时计划是直插潮汕地区，然后夺取海陆丰地区，争取夺取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军火援助。在这里只是“可能”，也就是当时根本无法确定是否能得到苏联方面援助。

主力部队走后，留守三河坝的任务就交给了朱老总。朱老总的任务就是阻击从背后抄袭的国民党军队，阻击几天后再南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河坝分兵”，而且在历史上意义很大。

朱德率领的部队，由25师、第9军的教育团，当时有4000多人。阻击敌人三天三夜后，部队伤亡惨重，最后撤出三河坝时只剩两千多人。不过朱老总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即南下准备与主力会合。

但不久后，南下主力部队一些走散的官兵跑回来了，他们告诉朱老总，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失败，只有1200多人进入海陆丰地区，而主力部队领导人正在分散突围 。

其实这正是南下主力损失严重的时候，周公、聂帅去了香港，叶挺去了南洋，贺龙去了湖南，刘伯承去了上海。朱老总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后来跑回来的士兵甚至还散布灰心的话，他们认为主力都垮了，现在留下的都不是主力，还不如散伙算了。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特别是失败氛围影响，再加上这些人的话，部队很可能就出现涣散问题。此时朱老总站了出来，而且是在最为关键时候振臂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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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总召集人员，他告诉剩余的部队官兵，队伍绝对不能散，主力打散了，我们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只要有这两样东西，一切都有转机的时刻。

有老同志在回忆当时三河坝艰难时刻，部队听了朱老总的话，当时也是将信将疑，这些人心里当时都有自己盘算。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朱老总率领的这些部队，并不是他一手带起来的，25师是叶挺的，朱老总只是暂时负责指挥。但问题来了，叶挺南下部队全都打没了，而25师也没法走了。所以25师的人就建议先跟着朱德干，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

朱老总暂时稳住了部队，也摆脱了追击的敌人，部队在行军时，又时常遭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偷袭，部队不得不走小路，在林中宿营。

由于当时正值炎热天气，部队穿着短裤跟着朱老总走，一直到了10月底，部队到了江西安远的天心圩。此时队伍还穿着短衣短裤，天气渐凉，生病的也多了。但部队无衣，无粮，又没有药品，甚至连弹药都没有。队伍越往前走，有的人就开始不耐烦了，开始打退堂鼓了。

据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每个人都考虑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此时队伍在困难时期，必然出现人心散的问题。无衣保暖，无粮充饥，无弹迎敌。在这种情况下，靠说教根本不管用。此时部队中一些高级指挥员也开始打退堂鼓了，有的向朱老总或者直接领导打声招呼就走了，有的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在途中直接脱离部队。

后来75团的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写了一份报告，叫《关于75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他向中央报告称：“师长、团长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可见当时队伍逃离的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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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河坝分兵后，朱老总经过阻击战，带着两千多人继续前进，到最后只剩下八百多人。张启图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了剩余的队伍中，师以上军事干部就剩朱老总，师以上政工干部一个都不剩，全跑了。团级军事干部是王尔琢，团级政工干部只剩下陈毅。如果此时谁喊一嗓子，“不干了，回家！”必然就有很多人响应他们。

面对这种艰苦情况，10月中午，朱德召开一次全体军官会议，在会上朱德说：“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当场表示坚持斗争到底。正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决心，才鼓舞了士气，赢得了剩余队伍的信任，稳定了队伍。

10月底，起义队伍到大余。此地正发生李宗仁与唐生智混战，利用这个机会，朱德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顿，重新登记党员和团员，并成立党支部，把党员分配到各连，加强了基层工作。同时，把部队调整为“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辖四路军，到11月初1、4路在去湖南的路上打敌人冲散，部队再次整编为7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共八百多人。

11月上旬，起义队伍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上堡后，再次进行整顿，这次整顿的任务主要是纪律作风整顿。此次整顿要求缴获的物资要交公，而且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改变了战法。经过整编、整训后，这支仅剩八百多人的起义队伍最终经受住各种考验，成为可以燎原的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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