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产生之前,我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就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春秋以及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世卿世禄制度是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到了战国至秦选官制度,则主要是招贤制度和军功授爵制度。

两汉时期实行察举征召制,魏晋以来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至隋唐则演变成为科举。总的来看,选官制度是朝着世卿制--荐举--科举考试这一方向发展的。各个时期的选举制度都存在一定的联系,科举制的创立,也是对已有选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我们对科举制进行研究,不能割裂历史,孤立的分析科举的产生,而应该对于历代的选官制度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世卿世禄源于宗法制度,是族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扩大化,国家的权力掌握在某一族姓的手中,官职则出于世袭。

族群以外的平民与奴隶,想要染指政治权利基本是无望的。尽管在世卿世禄的世官制选官制度下,也曾出现过百里奚,傅说、孙叔敖之类出生低微的官吏,但都是极为个别的现象。

我们不难发现,三代时这种出身低微,而能为居高位的事例是十分少见的,对于这些有限事例的吹捧,在反映出"英雄莫问出处"的同时,其数量的稀少也恰恰折射出,世官制度下对于族群之外成员的排斥程度。

春秋末期各国为了掠夺土地,满足统治者对于财富的需求,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以求强兵富国。同时,为求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胜利,诸侯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变得极为强烈,各诸侯国争先恐后,纷纷参与到激烈的人才抢夺战中。

这一时期,人才的流动十分频繁。比如,吴起与商鞅都是卫国人,然而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都受到重用,组织变法,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说明招贤纳士这一选拔官员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秦国的强盛主要得益于招贤政策。李斯在认为在秦国的发展历程中,由招贤政策所拢纳的"客卿",对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秦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离不开这些贤能的帮助。

此外,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各国基本都实施了按军功授爵的制度,用以激励将士。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废除世官制,依照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

军功授爵制的实行,是以能力和实际功劳为标准,打破了以往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制度,在选官史上,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虽然这一制度比之于后世尚显稚嫩,但是其按功授勋的选拔标准,也为后世的选制度提供了相当的借鉴。

两汉时期,察举制与征辟制,成为最主要的选官方式。"察举"是指最高统治者,命令郡县长官留意并选取,其地域内的贤能方正之士,将之推荐给中央,由中央通以考察的形式授予官职。

察举科目繁多,但尤重孝廉和秀才两科。两汉大多数郡以下官吏均由察举产生。征辟制包括"征"与"辟"两个方面。"征"是皇帝直接下诏,将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征调进入中央系统。"辟"是指郡守一级的长官,可以辟举士人为自己的属官。

从汉代的历史看来,"察举制"的地位和作用要大于"征辟制"。但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要经过地方郡县官吏的查访、推荐,他们在这一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以来所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其实施的本意在于以个人的实际能力高低,作为评价人才的最重要标准。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中正一职多为门阀士族所占据,故而在中正品第的过程中,门阀的贵贱和家世高低,逐渐取代德才成为最重要的标准。

九品中正,也最终沦为门阀士族攫取政治权力,操纵政治的重要工具,成为支撑门阀政治的重要制度支柱。可见,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由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到军功授爵、察举征召,发展到之后的九品中正制。

尽管这些制度各有缺陷,不尽完美,但总体呈现出选拔标准由低级到高级,选拔制度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选官制度的不断进步与完善。

从最基本的功能来看,科举的本质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的建立,吸取了以往各种选举制度的优点,又避免了它们自身的不足。正是以往存在的各种人才选拔制度,为科举制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参考与借鉴的制度资源,也为科举成为最为成功的选拔制度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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