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的癫狂 宣宗朝政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宫廷政变，并引发了中政局的不稳定

晚唐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越来越被重视，因此对其研究的深度也逐步加深。身处晚唐的唐宣宗是这一时期较为特殊的帝王，曾创造过“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然而在其执政的短暂十三年中，政局的演变跌宕起伏。

以时间为界点的动态研究，可以更直观的洞察大中年间的政局变动，在研究大中政局的路途上也会有更多的发现。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亦或是济、佛教、宰相、宦官等因素引起的政局动荡，都能够发现存在于唐宣宗一朝独有的时代印记。

唐宣宗以唐武宗皇叔身份，且又辅以宦官拥立而即位的特殊性，使之从登基开始就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而这也成为众多史家对唐宣宗，各种评价的出发点，但无论如何，作为处于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唐宣宗，确实为其政权的稳固作出了不懈努力。

宣宗以宪宗皇子的身份正其血统，为自己登基为帝提供了必要的身份支持，利用宪宗曾到过的青龙寺门复开之机，重新证明自己作为宪宗皇子继承大统的合理性。

另外，在收复河湟故地的政治事件上，宣宗紧随宪宗遗志，完成其心愿，从而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政治体系中。在排除政治隐患的前提下，开始了其加强皇权的新局面。

吏治建设是宣宗登基进行了第一步改革，帝王的改朝换代亦影响着宰相辅臣的调整。李德裕的贬谪以及白敏中的扶持都是这种调整的表现，在异于唐武宗权力中心的新帝唐宣宗登基之后，一个被唐武宗所器重的宰相的命运结局，便是逐出新的权力中心。

不管学者们对于李德裕贬谪问题的评论如何，但终究要承认的一点就是唐宣宗的做法，是为其政局的稳固而做出的，这是有利于一个王朝兴盛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哪个权力中心掌握国家命脉，都是对整个政权的尊重。

然而政治斗争所表现的，却是对旧的权力中心的残酷瓦解，如此表象之下，对于弱势群体的怜悯之心，往往会误解真相所具备的内涵。从后来唐宣宗对吏治建设中的卓著成效来看，范祖禹“百吏奉法，政治不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的评价也是较为准确的。

宣宗朝初期的官吏调整，以及严格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于新的中央政权的支持及拥护，使得唐宣宗在以后的十余年中励精图治，为创造盛世而倾尽全力。

唐宣宗在位期间，地方的频繁动乱也影响着政局的稳定。观其政局可知，不管是什么程度的动乱均穿插于大中年间，但都未形成大规模的起义之势。

藩镇节度使的叛乱有小范围的恶性膨胀，一度演变为宣宗朝晚期的具有连续性、广泛性的大规模的军乱态势，这是隐在社会各阶层中矛盾的统一爆发，也是在大中朝晚期之时愈演愈烈。

然而藩镇的这种乱象最终未成气候，其原因存在于各类矛盾之中，包括中央与藩镇的矛盾、藩镇之间的矛盾以及藩镇内部的矛盾，地方藩镇节度使权势的膨胀，造成了各地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境，然而各地的星星之火，却未能连成一线形成对中央的威胁，如此，中央的镇压也就相应的易于掌控。

因此，在唐宣宗在位之时，全国大规模的起义未能形成。贯穿于唐宣宗朝的三股力在大中晚期的时候，矛盾逐渐显现，皇权、相权以及宦官权势三者的不平衡，导致了政局的动荡。

大中初期，鉴于宦官集团的拥立之功，以及新政权的动荡不安，唐宣宗对宦官集团采取了让步妥协的态度，提拔了一批对宣宗即位有功的宦官，如此，宦官的权势于此时积聚起来，甚至在济、军事等方面多有染指。

然而，唐宣宗意欲加强皇权同时削弱相权的做法，则是在一次次的更换首辅宰相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直到韦澳罢相，相权的削弱已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最终致使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权力的天平如此倾斜，这也是唐宣宗始料未及的，终在其驾崩不久之后，朝局的颓势便显露无疑。

纵观唐宣宗一朝的政局，可以见得唐宣宗对于李唐王朝所做出的努力，唐宣宗所颁布的政令，也着实对朝局的兴盛有着一定的成效，虽然未能挽救处于衰败之中的唐王朝，但也能从中体会到，唐宣宗对王朝兴盛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