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传播 电影里的瑞金故事永不朽！

上一期“电影里的百年风云”，我们回顾了关于延安的电影。

从关于延安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再到全景描绘二万五千里征途的《长征》，再到描绘周恩来晚年生涯的《周恩来回瑞金》。

今天，我们将迎来“电影里的百年风云”特别企划系列专栏【红色圣地篇】的第二期“瑞金篇”。

这一期，我们会用电影的角度，看看那些发生在瑞金大地上的故事。

瑞金，是我国五大革命圣地之一。

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同时，瑞金也是长征的出发点。

瑞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习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道路，创造了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模式。

绝大多数的共和国创始人都在瑞金活动过，关于领袖们的旧居就有多处，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培养、造就治国安邦栋梁之才的伟大基地。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宣告成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

关于瑞金的电影，我们推荐的第一部是《红孩子》。

关于瑞金的电影里面，《红孩子》是非常有名的一部。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苏里（《平原游击队》）找到了剧作家乔羽，想让对方给自己写一部关于孩子的电影，反映战争年代红孩子的故事，乔羽爽快地答应了。乔羽和苏里两人对这种类型的电影有着很深的情结，因为他们的孩童时期在战争年代中度过。

剧作家乔羽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群红孩子们身上。

那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最能反映出那个特殊年代孩子们英勇机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挖掘创作素材，乔羽生平第一次渡过长江来到了瑞金周围一带体验生活，走家串户，听当年红孩子讲述红军北上后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渐渐的，关于红孩子的故事框架在他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电影的时间设立在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后，江西苏区的李家坳赤卫队在老李的领导下，上山打游击。老李的儿子和他的伙伴们想随赤卫队上山，但没被批准。他们亲眼目睹白匪的罪行，决意为乡亲们报仇。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无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于岩洞中成立。

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与国民党匪兵作斗争，打流动哨，得了第一枝枪，在一次战斗中，还巧妙地救出了被捕的老李。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剧本写好后，乔羽还亲自为这部影片写了日后广为传唱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

导演苏里看了剧本后很满意，并立即着手小演员的挑选。不久，来自各个学校的小演员们都到剧组来报到了，唯独片中主人公小苏保还没个着落。正当他为此苦恼不已时，《祖国的花朵》中的一位小演员陈克然突然闪现在了他眼前。

陈克然长得很可爱，十来岁就进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在片中的表演很是出色，但是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当年的小克然是否还适合这个角色呢?导演心里没底，他为此专门赶到哈尔滨。好在，陈克然身上的那股机灵活泼劲一点也没变，苏里感到很兴奋，并特地请陈克然在饭店里吃了一顿清蒸鳜鱼、红烧猪肉，这在那个年代算是颇为奢侈的了。

出于谨慎，苏里这一趟并没有向陈克然说明自己的目的，直到两个月后，苏里派《红孩子》副导演来接他去剧组，他才明白自己被选中为《红孩子》的主人公角色了。

陈克然比其它演员去得晚，一到剧组就要拍戏，但他很好学，下苦功读剧本，并仔细揣摩剧中人物心理、精心设计人物动作。苏里对他也是指导有加。后来，他出色完成《红孩子》的拍摄，之后，陈克然就被调到了长影，并先后在《画中人》、《羌笛颂》、《我们是一代人》、《孔雀胆》、《红旗谱》中饰演了多个角色。

电影开拍之前，导演对孩子们能不能完成这部电影，还是有一定忧虑的，为了演员们能充分领略当年红孩子在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精神，苏里干脆带领大家一起走访了井冈山和瑞金等革命根据地。为了让孩子亲身体会当年革命斗争的艰苦，他还特地让孩子们换上破衣烂衫，打赤脚、穿草鞋，爬上了赣粤交界的岭背山，孩子们脚被磨破了，流了不少泪。

一路行军，孩子们吃了不少苦头，却也使他们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因此对自己在戏中的角色有了很好的把握。经过锻炼的孩子们拍起戏来也很顺利，紧张的拍摄过程中又充满了童贞的快乐。不过，整个拍摄过程里，最令孩子们感到难忘的记忆，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1958年《红孩子》拍摄时

恰逢毛泽东视察长影，陈克然和毛泽东握手

1958年2月14日，天寒地冻，摄影棚里，苏里正带孩子们拍摄《红孩子》最后一场戏“黑夜夺枪”。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拍片时，厂里突然派人来通知说：一会儿有重要领导来视察，到时你们复拍一场戏给领导看。由于平时来长影视察的领导人比较多，大家对此也是习以为常了，因而显得很平静。

中午十一时左右，摄影棚门忽然大开，一位身材高大，身穿灰大衣的人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厂长亚马陪同下健步走了进来，大家定睛一看，原来这个重要领导竟然是毛主席。

在探班的过程中，毛主席还观看了院子里拆景后的旧布景片和布景仓库过道中各种布景零件，在制景工作间里，浏览了《红孩子》影片的特技模型，并和工人亲切握手。

后来毛主席与饰演细妹的小演员宁和的合影还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

毛主席的到来给摄制组以巨大的鼓舞，决心一定将这出戏拍好。经过摄制组的努力，1958年，电影《红孩子》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电影上映后，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广获好评。电影里小朋友们的生动传神、自然流露的表演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并成为红极一时的小明星，在戏里戏外，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这部电影，非常充分地表现了瑞金地区，少年儿童在抗日期间对革命的热忱和贡献。电影的成功，也为后来的儿童革命题材电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关于瑞金的电影里，除了反映儿童的，也有关于农村少女的，《心动岁月》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

这部电影和长征相关，瑞金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瑞金当时23万人口里，有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又有3.5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个重头戏，这部电影说的是1934年，江西农村少女英子为给死去的父母报仇，参加了红军。

在一次炮火纷飞的战役中，年轻的刘大夫拯救了她，后来，英子来到刘大夫的兵站医院当了一名护士，两人朝夕相处，彼此相爱。红军踏上了长征道路，在过草地时，医院的队伍被白匪冲散，英子同几个红军女战士不幸被俘，受到白匪的百般侮辱与残害。英子英勇不屈，冒死逃出牢笼。

在滔滔的湖水边，生死关头藏族青年洛杰救了她，将奄奄一息的英子带到天湖边大草原的藏区。英子多次到各地寻找红军部队，都失望而归，还得到了刘大夫牺牲的噩耗。在一次抢救藏族群众的激烈战斗中，英子为掩护部队和群众，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壮烈牺牲，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

编剧白建国表示，这部影片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30余年前他在青海当兵时，当时部队要拆除和转移一项大型通讯设备，编剧和班长一起去找当地的乡政府，请他们配合。汽车在草原上转了几个小时才找到副乡长家。当时副乡长出去干活了，副乡长的老伴把我们请进帐篷。身穿着一身藏袍的副乡长老伴热情地为我们倒奶茶，烤羊肉。在闲谈中老妈妈说自己是汉人，老人江西口音很重，不到60岁的她，脸上已经长满了皱纹。言谈中编剧得知了，她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

1934年，老妈妈在红军兵站医院当女护士兼管帐，还和医院一位大夫相恋成婚。在红军长征前夕丈夫调走，她跟着医院参加了长征。在甘肃永登，红军医院被打散，她被马匪骑兵抓住，当夜冒死跳崖逃进山里，被一个采药的藏族青年所救，从此就生活在这个藏族部落里。她后来和这个藏族青年成家，一共有11个孩子，其中自己生了10个孩子，大孩子是从马匪手中用三只羊换来的。

她在青海高原长期的艰苦生活中，用自己在红军医院学到的医药卫生知识，经常义务为藏民看病，救过不少藏民的命。当她知道白建国和一同来的战士部分住北京时，就从箱子中取出一件旧军衣，从旧军衣中掏出一个黑皮囊，从黑皮囊里拿出一个红军时期的铜火柴盒，从火柴盒中拿出几张精心保存多年的红军医院的欠条，委托编剧把它带到北京交给毛主席。

老妈妈告诉白建国，欠条是经济困难时期，红军医院向地方政府和工人们借款的收据，火柴盒是她的红军丈夫与她分别时送给她的纪念品。她在江西时曾经见过毛主席，几十年来她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这些东西交给组织，交给毛主席。老妈妈双手颤巍巍地托着黑皮囊递给白建国一行人。

这些物品，最后都成为电影中的道具。

对于为什么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电影导演广春兰说：“战争固然需要大事件、大场面，但平凡的小人物的故事，照样打动人。剧中英子长征途中与部队失散，流落藏区，但她始终想着寻找队伍，这种坚韧执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了长征精神，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

《心动岁月》围绕着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情节展开，跌宕起伏，不断调动起观众的兴趣。这是一部深沉凝重的正剧，但其思想内涵不是靠说教而是通过设置令人信服的情节，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自然就有了精神感召力，尤其是主人公寻找革命队伍的那种渴望，有一种令人心动的魅力。

关于瑞金的电影，不少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苏区时期，瑞金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甚至十四五岁的孩子都加入了革命队伍，这里发生了非常多令人煽人泪下的革命故事。

《八子》是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映的故事，这部电影就是根据瑞金当地著名“八子参军”的故事改编的。

杨荣显是瑞金沙洲坝的一位普通村民，家有8个儿子。他家世代遭受地主剥削，生活十分艰难，红军来到后，家中分到了田地，才过上了好日子。也因为此，杨荣显对红军始终怀有感激。

1931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就带着大儿子、二儿子前去报名参军了，但不幸的是，不到三个月两个儿子便牺牲在了战场上，噩耗传到家中，杨荣显老人一句话也没说，看到儿媳怀中的孙儿，他心如刀割。

第二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兵员短缺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红支前”的号召，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杨荣显老人再次把剩下的六个儿子都送去参军了。

反围剿战争打得非常艰苦，杨家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也都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上，邓小平听说了杨家的事，专门派人看望了杨荣显老人，并告诉他，部队已下了决心，要帮他找到老七、老八，把哥俩送回老人身边，最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广昌战役的战场上找到了老七、老八。听说了家中的事，哥俩说：“等打完广昌这一仗再回去”。可就是这一仗，兄弟俩再也没能回家......

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壮烈牺牲的事迹是瑞金人民倾尽所有、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赣南地方机构找到导演高希希，给予导演大量第一手资料，希望他来完成这个创作过程。高希希导演答应了下来，他走访了革命老区，收集了不少故事，而在众多先烈事迹里面最感人的还是“杨家八子”，在赣南，这个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还被改编成了采茶戏，高希希看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撼。这个戏不仅仅故事结构完成得很好，最重要的是把伦理天性的故事——母与子的关系，甚至把人性的光芒映射出来了。

后来，导演和编剧们反反复复创作了十一稿，最后才定下最终稿。他们没有完全走戏剧的老路，而创造出一种成长的结构，在一些情节的编织上也更适合电影的表达。剧本故事是典型的以弱御强的战争题材，它从“限时任务”的模式入手，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任务，最后甚至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故事渲染上有一种欲扬先抑的手法。

第四次大围剿实际是最惨烈的一次，接下来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生存之战。它和抗日是不一样的，两边都是同胞，里面有另一层残忍的部分。

以往的革命题材电影，正面人物都被拍得很高，但这一次的剧本，它里面的人物更加朴实，没有太多刻意的煽情地描绘，整个电影是集中在三天的一个危机里，人物的性格和选择都非常的真实。

剧本弄完后，电影在江西开机拍摄，那个时候正值12月，近两个月的拍摄期没有一天晴天。因为又冷又累，这部戏一开始招募了四五十个群戏演员，才拍了一周，就跑了一半。

电影采用全实景拍摄，演员们需要在密林、河滩、山谷实地拍摄。有一段时间，演员们每天都要趴在冰冷泥泞的水中，一趴就是十几个小时。

“瑞金这个地方，大冬天每天下雨，潮气重，刺骨寒冷，北方人很难适应，战场上都成了泥汤子，大家天天穿着薄薄的秋衣秋裤，满脸灰头土脸，天天躺在泥水里度过。”

为了表现真实的战争场景，演员们每天上妆可能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但是卸妆起码得两个小时，才能把身上的泥垢全部清除掉。像是邵兵这些演员，都不愿意化妆，因为化妆体现不出那个效果，他都直接抓起地上的泥往脸上涂的。

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效果也非常不错，场面最宏大、细节感非常最强，战争场面比例高达80%、全片有4500多个炸点的爆破量。影片后期的特效场面，更是一帧一帧进行制作修改，力求将战争的壮观和激烈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影像风格很纪实，将战场上的惨烈状况通过视听效果传递给观众，晃动视角和镜头语言，也让画面更具身临其境的和震撼力。

以上三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关于瑞金的电影。

瑞金这片土地上的同胞，把自己的亲人送去长征,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是推动时间行走的力量。他们种下时间的种子,留下的福祉荫庇了代代人。

在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原中央苏区红土地上，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苏区精神，播撒薪火相传的红色火种，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瑞金的精神，也会在一部部瑞金电影里，永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