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白说历史 开国少将段苏权被开了两次追悼会，寻找救命恩人50年

14岁就离家参加革命的段苏权，4年时间，他曾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领导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在1933年也就是他18岁时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政委。这支只有400条枪800余名战士的队伍担负着掩护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主力红军向湘西转移的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支枪少人少的队伍利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发动大小战役20余起，成功牵制1万多名国民党军在原地打转转，最后在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联合围剿下，独立师只有少数人得以突围，而段苏权也在战斗中右脚被子弹击中，脚踝粉碎性骨折。

在白匪军围追堵截下，只能躺在担架上的段苏权已不能随同志们去和主力部队会合，师长王光泽决定将他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等伤好后再归队。段苏权知道形势危急，同意了师长王光泽的决定，催着王光泽带领其他战士赶紧上路追赶主力部队。

就这样，段苏权被安置在了就近的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厚道的裁缝李木富家里。由于白匪军经常来村里四处搜捕，为了安全起见，李木富把段苏权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隐藏了起来。

把段苏权安顿好后，师长王光泽带着战士们一面赶路一面和敌军战斗，不幸的是，队伍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师长王光泽被俘后英勇就义，其他战士也都壮烈牺牲，一支独立师也就剩下段苏权一人。

段苏权在山洞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李木富夫妇和村民苏仕华每天早晚给他送一次饭，还请来医生给他治伤，在老乡们的精心照顾下，他的伤也恢复得不错。在身体基本康复后，他急着要归队革命，和李木富等老乡洒泪而别。等他走出秀山县，举目有些茫然，也不支队伍在何处，四处都是白匪，他不敢四处逗留怕被识破身份，就扮作叫花子打算先回老家湖南茶陵，等安稳一阵打听好消息再寻找队伍。一路上历尽波折，总算回到了老家高径村。

当他衣衫褴褛地走进家门时，他的父亲都没有认出来他，当地的国民党也不知道回乡的叫花子竟然是红军的师政委，没有来找他的麻烦。在父亲的打点下，段苏权被安排进了乡公所里工作，干些打杂的活。为了掩人耳目，迷惑敌人，段苏权还在父亲安排下，和当地女子谭秋英结了婚，进了当地私塾读书，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更没有人怀疑了。

就这样，在老家过了几年平稳的日子，直到1937年9月，段苏权从同乡谭毛苟处获知了红军的消息，急着回归队伍的心情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把要去寻找红军的事告诉了父亲和妻子，父亲和妻子都支持他的决定，于是，段苏权告别家人，偷偷的赶到茶陵，然后到长沙，一路辗转到了山西，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任弼时，要求重新归队。

任弼时之前得知黔东独立师已全军覆灭，在面前突然冒出的段苏权，他大吃一惊，说：“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没想到你还活着啊！”

重新回归队伍后，段苏权被安排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的学习班学习，毕业后，于1942年7月担任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发展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反“扫荡”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在辽沈战役和辽西会战中，歼灭国军数万人，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在全军进行授衔大会上，段苏权因1934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掉队后又归队的历史被人质疑，本该授少将军衔的他被“暂授少将”，对此他也坦然接受。

1983年10月，段苏权从北京回到49年前战斗及养伤的故地四川秀山县，寻找救命恩人李木富一家，他走访了当地不少干部群众，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由于年代已久，当时又是战火纷飞局势动荡，人们四处迁移，故地早已物是人非。没有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段苏权怏怏不乐地回到北京。不久，秀山县委方面传来消息，在多方努力下，他们终于找到了已是86岁的李木富和时年94岁的苏仕华，并寄了照片给段苏权，此时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经去世了。

乍见到救命恩人的照片，段苏权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写信给秀山县委说：“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此后，他多次寄钱给这几位老人。

1993年，78岁的段苏权因患脑溢血去世，91岁的任弼时夫人陈踪瑛前来悼念，她说：“长征路上，我们己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他那时就是独立师的政委了。唉，他这辈子，受过不少委屈”。

段苏权老人是大度的豁达的，一生为新中国流血奋斗，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在授衔上受了委屈，但为国为民，他不为这些委屈而抱憾，他感激李木富和苏仕华等老乡，能在白色恐怖时，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这个红军战士。老乡们赤朴的善良之心也令人感动。中华民族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些人才能傲立世界民族之林。

李木富老人说道：“我啥也不需要，就是希望你们能在村前面的河上修一座桥”。段苏权将军得知后，马上自己出资在村前修了一座桥，这座桥被当地的人民称为“红军桥”，而段苏权将军当年住过的山洞也被称为“红军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