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叶挺的名气不可谓不大。他1919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1920年便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其革命资格比大多数共产党领袖还要老一点。1926年北伐战争成就了叶挺“北伐名将”的名声,而叶挺以后人生的纠结、折磨和挫折就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名声。
因为“北伐名将”,他被周恩来委任为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因为“北伐名将”,他被张太雷请到广州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同样是因为“北伐名将”,他被蔡廷锴邀请到福州做闹剧般的“中华共和国”的高级顾问;当然,也是因为“北伐名将”,他成为国共两党都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人选。
在跟国民党人交往中,因为是“北伐名将”,叶挺傲气十足。但是,蔡廷锴只是请他做了个“中华共和国”顾问,没有实权,更没有军事指挥权;余汉谋请他到广州做一个司令之后又立刻把他的军权拿掉了。
“北伐名将”的头衔更是害了叶挺人生的最后十年。
南昌起义失败后,作为共产党员的叶挺没有去找党,而是潜回澳门的家中,这使得一些共产党同志怀疑他有革命投机思想,其实这只是“北伐名将”的名声使叶挺感到无颜见党内同志而已。广州起义时,他希望能够取得胜利以使他的“北伐名将”的名声重放光辉,但是,自信和傲慢使叶挺不能跟张太雷和国产国际的代表和睦相处,从而削弱了广州起义领导层的领导能力,起义失败后,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他在没有把撤退的命令落实到基层的前提下就化妆潜往香港,致使数千名革命战士因没能撤退而牺牲了。
国产国际把叶挺招到莫斯科审查广州起义失败的问题,对他作出了党内处分决定。虽然处分过于重了,但是,“北伐名将”的光环使叶挺不能低下高傲的头颅,他受不了处分,竟然离开了党组织,跑到欧洲游历去了。这一脱党就是十年,这在一个有着政治抱负的军事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误甚至是政治耻辱,这是他因为名声所累的最高表现。
好在共产党内有他的挚友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他得以出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军长。他应该珍惜这次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做得很好。共产党的新四军,官兵平等,而且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叶挺不是穿着国民党将军服,就是穿着笔挺西装,他常常手拿一根德国手杖,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而且他从来不吃部队的大锅饭而是由自己从广东带来的私人厨师做饭给他吃,这些,在共产党的革命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是“北伐名将”的思想根子在叶挺头脑中作怪。
项英作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应该是新四军的第一把手,项英召开新四军党的会议,还没有重新入党的叶挺当然无权参加,叶挺对此不满,认为是项英看不惯他的生活作风。为了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在周恩来的斡旋和努力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叶挺因此可以参加新四军党的会议了。但是,叶挺对于自己做副主任还是不满,居然向周恩来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周恩来深知,叶挺辞职,蒋介石就会派自己的亲信来做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就会成为国民党的武装,周恩来再次斡旋,并经延安批准,亲自把已经跑到武汉的叶挺接回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主要指挥员会议,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委员会主任,项英为副主任。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了,新四军受到了重创,项英等新四军主要领导和数千名军人也为此牺牲。我们不能说皖南事变是叶挺造成的,但是,事变至少与叶挺清高、自傲和不能充分团结新四军上层指挥员有一定的关系,“北伐名将”的光环虽然早已被历史的云雾遮挡了,但是,光环还是迷惑了叶挺,使他的政治觉悟、思想觉悟甚至日常生活习惯受到了干扰。
(编辑: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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