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色连天艳 古代的科举制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划分，给底层人士提供上升空间

科举精神，从狭义上看可以理解为，士子对于实现理想的热情和坚持，从广义的范围来看，科举精神可以视为社会各阶层，对于科举考试的价值认同。

科举制打破了僵化的社会层级壁垒，给予底层人士上升的空间，带来现实的利益。传统社会其实是一种等级社会，也是一种特权社会。官职是这一社会中稀有的社会资源。成为国家官员，在获得俸禄的同时，还享有社会的尊重，具备种种特权。科举制的产生，使得官员治理取代了贵族统治，但是没有改变社会等级划分和等级特权。

科举的实质是将这种特权的获得，由世袭变为相对公平的考试。从这个意义出发，官员其实是一种新形态的"贵族"，同样具有等级特权。《礼记》中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论断，反映了贵庶之别；而唐律中的"八议"，其实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官员的司法豁免权，肯定了等级特权。

登科及第，不只是社会地位的提高，还与实际的利益挂钩。以唐代为例，五品以下的官员可免去自身的徭役赋税，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免去全家的赋税。传统中国的家族治理模式，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科举的热情。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通常背负着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的期望。

科举制度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带来改变命运，寻求社会地位上升的希望和途径。在巨大的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热情和憧憬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制约，教育资源稀缺，教学成本高昂，难以开展大规模的教学。培养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才资源的稀缺，决定了知识分子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文化，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便得到了确立，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所倡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正是一种精英政治。儒家一方面鼓吹"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文化，把知识当作入仕的充分条件，一方面又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提倡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入世，将读书、自我修养和做官三者之间巧妙地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想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必须积极入世，为官作宰，造福一方，而"入仕"的标准在于"学"是否优秀。当科举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检验个人学习是否优秀的标准，就变成其能否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由此成为治理国家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在科举社会，科举制承载的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

应该看到，在科举制下，能够登科及第的只是少数幸运儿，一举登第的更是极为罕见。登科者固然"春风得意马蹄疾"，而更多的士子则是困于科举，辗转试场，甚至于终老场屋一无所得。这些人中，不乏才华横溢者。

即便是仕途艰难，名场不利，大多数人还是对科举抱有希望，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这种现象，认为是对做官的渴求，恐怕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事实上，科举之于举子士人，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理想和抱负的追求。唐代经济富庶，国力强盛，正是"天下有道"之时，儒家入世思想盛行。

在科举成为入仕主要渠道后，科举的功能在士子心中便会无限放大，成为一种精神上信仰和现实追求。因此，我们不应将科举精神，视为对官职和利益的追逐，当成一种"官迷"或是"官瘾"，而是在结合具体历史的前提下对它进行界定。

科举精神应当是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不懈追求，是对自我的一种不断鞭策。固然，对利益的追逐是参与科举考试的因素之一，但正由于有"科举精神"这一价值层面的约束存在，才能保证由科举走出的"知识精英"，拥有一份道德自律和责任担当，使科举不至沦为纯粹的利益牟取工具。

向上流动的扩大和增多，代表着一个社会进步，反之则说明社会退步。科举制的建立，打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贫寒子弟能够通过科举走向社会上层，依靠的正是其蕴含的社会流动功能。

科举带来有限的流动，却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向考风气，实现了社会对于科举的集体认同。科举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依靠的是人们的心理作用。虽然登科者数量甚少，但贫寒之士一旦登科，对于周围的群众就是一种就是一种现实的刺激。这种依靠科举改变社会地位的体验，虽然比不上登科者本人来得强烈，但心理上的向往却会百倍过之。

科举刺激了人们对社会流动的向往，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不会对社会流动抱有任何期望，比如同时期的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科举以公平公正的制度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扫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下社会结构的封闭阴霾。

科举带来的垂直流动是真实可见的，故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在人群中扩散，通过人们的心理暗示与互相影响，最终强化了社会对科举制度的认同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