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活动后,武帝又改正朔。自汉初在历法上仍沿用以十月为岁首,因此在武帝时期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的局面。于是武帝命兒宽与五经博士商议改正朔,之后博士们上书先称赞武帝“躬圣发愤,昭配天地”,后以“三统说”及“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建议武帝以正月为岁首,尚黄,数用五,改官名等。淮南王刘安准备起兵谋反,他的将官伍被曾劝谏他时也肯定了武帝的功绩,说道:“当今陛下制临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

司马迁对于武帝

举贤良对策、封禅郊祭等一系列措施也给出了高度的肯定,他说:“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以上我们可看出,在评价中经常出现“谊主”、“太平之致”、“功德愈盛”、“至明天子”等词,甚至刘安的武将都赞扬武帝功绩,劝谏刘安不要谋反,所以从客观来看,当时武帝对内政策确实赢得人心,社会生活较为稳定,才会出现这些积极的评价。

对武帝对内政策的积极评价

大部分都和儒家思想相联系,这些值得称赞的行为皆为儒家思想指导下所做出的,如设立太学、改正朔、易服色、进行封禅活动等,而对武帝进行积极评价的大臣也皆为儒臣。武帝初即位时就面临统治思想的抉择,而儒生在此之前都未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于是董仲舒抓住武帝举贤良方正的机会,将孔孟儒学稍加改动,使其适应当时社会背景和武帝心意,提出“天人感应”等学说。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为武帝能更好接受自己的理论学说在陈述时都会充分肯定武帝的政策,对武帝个人也高度的肯定。

其后,武帝将统治思想改为儒学,并进行一系列在儒学指导下的对内政策,这获得儒生的充分肯定,并通过对一些祥瑞现象的解释来肯定武帝的功绩。其中在武帝遵循儒生所推崇的“三统说”、“五德终始说”、改正朔、易服色时,司马迁就为能够参与此事并获得成功显得十分兴奋,从太初元年起他开始作史记,其目的就是要继承周公、孔子传下来的三代道统。其父司马谈更是因未能参加封禅大典而导致病情加重。另外,对于武帝重用,儒臣们格外珍惜、重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因此在对武帝评价中也出现如公孙弘、兒宽等曲阿附世之人,通过歌功颂德赢得帝王欢心,以期实现自身政治理想和功名富贵。

对武帝奢侈生活和“巫蛊之祸”的劝谏

在文景二帝经过休养生息后,西汉经济实力达到繁盛,在财富大量聚集后,汉武帝一改文景时期的节俭做法,开始游玩享乐、追求声色犬马、后宫佳丽三千的奢侈生活。本因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使得贵族、豪强地主蓄有雄厚的钱财,现今上行下效,奢侈之风更是盛行,同时出现贵族以奢侈为荣,而百姓却生活无依的局面。故东方朔曾上书否定武帝此举,说道“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

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东方朔认为武帝为一国之君,生活如此淫奢无度,将使得百姓效仿,使百姓弃农经商,导致民不聊生,更是违背儒家治国思想。除奢侈生活外,武帝还幻想长生不老,启用李少君、栾大等方士为其寻找仙人。汉武帝的求仙活动没有给他带来永生,他必然和常人一样,逐渐走向了死亡。司马迁以历史事实说明,求仙的结果“然其效可睹矣”。

结束语:

并且他认为这些做法削弱了国家的实力,造成社会的骚动不安,以至引起地方人民的反叛,危及西汉政权。武帝晚年,因江充诬告太子以巫蛊诅咒武帝,武帝杀太子。壶关三老令狐茂认为武帝不应听信江充等小人的谗言,“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显然他认为巫蛊之祸的发生跟武帝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其后,田千秋也上书道“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后武帝为太子平反昭雪,诛灭江充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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