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世，用重典”一语，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到了诸多的争议，并非现代社会出现的词语。韩非子是法家代表人物，战国末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倡法制，把重刑看做唯一有效和普遍适用的统治手段。
到明朝时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则认为，只有“乱世”才用“重典”。“刑罚世轻世重”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尚书》中的《吕刑》一篇中，与现代西方刑事政策理论中的吓阻理论相对应。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治安问题，也出现过一段用“重典”时期。
83年首次“严打”期间，有多位高干子弟获罪，他们都是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了一场改变数万人生命轨迹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等观点。
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在政府的组织下离开城市，前往农村定居与劳动。
截止1973 年12月8日，全国共有8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 。这些城镇青年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场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的知识青年。 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直至“四人帮”倒台，1977年恢复高考，这批的知识青年才有机会返回城市。
农村的生活是清贫而劳累的，许多在农村的知青都想方设法的要求回到故乡。终于在1978年冬，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强烈表达回乡意愿，使中央感觉到了问题的急迫性。
到了1980年5月8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明确提出了不再搞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大量知青返回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激增，就业问题亟待解决。许多知青返乡后，粮食户口关系无法得到解决，成为无业游民。且此时，许多大城市已经刮过了改革的春风，出现了自由市场，涌现出一批“万元户”，百姓生活中清晰地感受到了贫富的差距，而这些现象难免造成大众心态的失衡。
尤其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压抑，群众们纷纷开始解放自我，因此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刑事案件频发。为了处理好当时的社会问题，也为了给民众敲响警钟，自1983年开始，公安机关依据指示进行了数次“严打”。
八三年严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因为唐山的“菜刀队”，有说是因为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沙滩被侮辱等等。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严打”力度非常之大，不少的高官子弟都有所波及，甚至不乏开国元勋的后代。
“严打”中最为出名的“官宦子弟”莫过于以下几人了。第一位就是人人称道的开国元帅——朱德的小孙子朱国华了。朱国华自小待人接物优秀，十分乖巧听话，备受祖父的宠爱。成人后受人教唆，犯下不少沾污妇女的恶行。在严打期间，朱国华因其罪行被判死刑，真真是令人扼腕。
第二位是陈东平，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陈东平从小在父亲庇护下，生活环境优越，没有感受过民间疾苦，养成了顽劣的性格。成长中坏事做尽，不仅在校园为非作歹，后来更是通敌叛国，在下放劳动后依旧三观不正，不知悔改。在严打中处以死刑，受到了国家与法律的制裁。
第三名就是熊紫平和熊北平两双胞胎兄弟了，他们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儿子。因从小与母亲生活，母亲非常溺爱二人，养的两人十分嚣张跋扈。在部队接受管教时，奸污了一名女战士，退役工作后，更是仗着家庭地位，以沾污女子为乐，受害人有140名之多，兄弟俩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严打时熊紫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被判死刑缓行两年执行，但熊北平在监狱依旧与人斗殴，因无法忍受痛苦在监狱自杀。
结语：这些在严打中被判刑的“子弟”们，生活环境优越，社会地位高，想要什么触手可得，却依旧不知满足，为非作歹。不仅不利用自身条件提升自我，报效国家，还“弃明投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令人叹息。这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利用身家地位为所欲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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