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历史 北朝士族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商业和城市的不断发展，外加大家族制的破坏，导致大量南方士族喜欢居住于城市之中。城市远离农村，这就导致士族逐渐脱离土地、宗族，虽然不能说他们就此抛弃了农村的产业，但是他们与农村的关系远远低于北方士族。一旦城市被攻破，大量的士族人士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相反，北朝士族与农业土地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者，他们大都不居住在城市之中，所以当城市被攻破时，北方士族势力很少受到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结构，注重宗法体制下的家族观念，宗族乡里之间的紧密关系。东晋南朝士人对儒学的重视远远低于北方世家大族，他们在早期由儒入玄，虽说并未彻底抛弃儒学，儒学在南方的地位却大大降低，在这一阶段导致他们与宗族乡里的联系相对较少，相比于北方士族，他们的宗族势力已经有所松动。南朝社会的动荡现实，充分暴露了玄学弱化社会凝聚力和整体生存功能的致命弱点。

他们转而玄儒双修，然而现实情况是，玄学的风潮盛行传播已经深入人心，影响到士人内心世界的思想。玄儒双修的士人，往往将一些玄学因素结合进入其立身行事的原则规范，这就导致了他们对传统儒学的改变。一方面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他们逐渐远离了传统儒家思想，而这种传统中最重要的是宗族观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他们在宗族势力上隐性的脆弱性，他们内心存在着对自身精神自由的追求，家族的利益相对地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他们大规模居住于城市之中

进一步造成了他们与宗族乡里的疏远感。所有这些为他们势力的脆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再像东晋时期那样“王与马共天下”。到隋朝时，南方士人的宗族势力已经极度脆弱。梁末侯景之乱，众多士族被屠戮，“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民豪家，悠意衷剥，子女妻妾，悉人军营”。这导致众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下降，甚至消失。南方士族拥有政治高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奴仆部曲，这些是他们宗族势力的基础力量。

侯景之乱时大规模“募人奴婢者，悉免为民”，解放奴仆，所免者数以万计，“群奴出就景者以数干”。士族的众多奴仆得到了解放，使得他们失去了基础力量。即使拥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亲属再强大，没有了数量众多的奴仆作为支撑，他们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江陵政权随之建立，收罗了一批落难的江东士族。然而随之而来的江陵陷落又让他们进一步远离了其赖以生存的宗族势力，大规模被迫迁往关中，散落在江南地区的宗族乡党失去了主宰，他们成为松散的力量，不再发挥多大的政治影响。

南陈覆灭

江南士族作为亡国之臣踏入隋朝，在文帝时期却已失去了他们往日的政治地位。文帝在山东和南方两大敌国境内皆实施打击士族之政策，整顿乡里、离散宗族等，结果却截然不同。山东士族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成功登上李唐王朝的政治舞台，出身山东士族的宰相占据了大部分，而出身江南士族者远远没有山东士族多。正是因为南方政治势力，特别是江东士族阶层宗族势力上的脆弱性，缺乏牢固的宗族乡党根基，在遭受外部巨大的政治力量冲击时，显得极为脆弱，毫无还手之力。

隋文帝的离散宗族政策，在北齐故境远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在南陈故境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失去了宗族势力支持江东士族，在隋文帝时期备受冷落。他们没有了宗族基础的支撑，便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出入各藩王府，充当学士幕僚。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单个的政治人物身上，甚至依附于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众多的江东士族充当学士幕僚，依附于某一个利益群体，说明他们失去了原有可依托的政治资本，也就是宗族力量的支持。

结语：

相反，作为山东集团中的士族阶层，他们大都选择的是支持某一集团起兵以谋取政治地位。北周末尉迟迥并州起兵讨伐杨坚，以及炀帝初年汉王谅亦于并州起兵，两次反叛皆在北齐旧境，山东士族大量聚集之地，也都得到了山东士族的支持，说明山东士族较江东士族宗族乡里基础更加雄厚。南方政治集团只能通过出谋划策，采取卑鄙的政治手段支持某一政治人物，以求能够获得更高的政治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