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暖不知处 明朝时期，宦官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者，受到皇帝的宠信

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微妙关系，历来是宦官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张永既是皇帝日常生活的服侍者，更是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者与国家朝政大事的参与者。

明武宗在登基前，就对东宫典玺出身的张永极为宠信，委以重任，后因张永力主除掉刘瑾对其愈发信任；又因刘瑾案对宦官产生警惕，始宠信外将江彬，与张永有所疏远；再到重新重用张永，遗诏中命张永守京师九门，以稳定朝政。

自弘治九年，张永入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至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中，武宗与张永的关系不仅是双方感情度的体现，更多投射出明代宦官政治权力是皇权的延伸，宦官始终受制于皇权的政局特点。

孝宗在位时，谢迁、刘健、李东阳三位阁老以及刘大夏等重要官员，在国家大政方针处理上，辅佐皇帝颇为尽心，然而实际上，孝宗对于宦官更为信任。正如刘大夏提到的：“吾之奏议，凡涉外廷者皆易准行，凡涉内廷者皆难行”。

尽管他也曾惩处了梁芳等佞宦，但如曾任织造太监的覃昌、任东厂首领太监的陈淮等宦官，也曾因功劳深得孝宗的信任。明孝宗对于宦官的信任与重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宗对于宦官的度。武宗即位时，就产生出了渴望逃离内阁的束缚，与更为依赖宦官的心。

武宗早在太子时期，天性好玩的他，与善于逢迎的八党宦官一拍即合，时常偷跑出宫玩乐。即位伊始，刚刚掌握国家大权的年轻皇帝，对于周围一切新事物都有着极大的兴趣，沉迷鹰犬声色，难以自拔。

刘健、谢迁等辅政阁臣，认为要改变皇帝爱玩、“不务正业”的心和摆脱佞阉对于武宗的不利影响，应当加大武宗在儒家思想上的学习力度，以传统的士大夫政治观念扭转皇帝的贪玩心。但武宗对此并不情愿，内阁的督促无形之中，将贪玩的皇帝从文臣身边推得更远。

武宗对于宦官的宠遇极盛。面对文官集团与宦官群体的对抗局势，他也以保证宦官的利益为先。武宗即位伊始，有两件事能清晰地反应出，武宗对宦官度之优待。

自弘治十八年六月始，京城大雨连绵，两月不停。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认为连月大雨的原因，是政壅于上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阴阳所以失调，雨旸所以不顺也，以顾命大臣身份劝告皇帝，不要再与刘瑾、张永等八党嬉戏玩乐，应以孝宗遗诏为重，积极推行于民有利的政策。

六科给事中周玺、御史耿明、掌钦天监事吴昊也纷纷上书，请武宗下令惩处作恶媚上的内官，远离玩狎不恭之人。武宗表面上，回应了大臣的请求，表示会以政事为重，但实际上却是“左右宦竖日恣，增益日益众。每上出，带刀被甲拥驾后。

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武宗不仅无视外朝官员对宦官的不满度，反而对于宦官表现出了加倍的宠信。

正德元年二月，大学士刘健等人，就革除皇庄一事向武宗进言，认为皇庄交由宦官打理。奏疏中提到，管理皇庄的宦官们在管理过程中，假借皇帝威势，超额勒索百姓；其率领的官校气势凶恶，如豺狼虎豹一般，不但于民无益，反而惹是生非，滋扰百姓，加剧了社会矛盾，由此以刘健为首的文臣，请求武宗废除皇庄。

但因宦官以统管皇庄，作为获取暴利的一种手段，根基牢固，做不到彻底革除。武宗明知如此，却也并未训斥管理皇庄的内官，而是任其继续掠夺土地，剥削百姓。直至嘉靖初年，夏言奉皇命清核皇庄田地，正德以来被宦官侵占的一小部分田地才得以还给百姓。

武宗曾对刘健说：“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乎？阁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在武宗看来，内阁也并不像表面上所见的兢兢业业，忠心辅佐皇帝，不若身边近侍内官更为可靠。

在登基前，明武宗就对于宦官持有信任的度。直到锦衣卫在刘瑾家中，抄检出龙袍等逾制物品，他才意识到每日与他朝夕相处的宦官，也并不一定如所想象的那般值得信任。而继刘瑾之后为宠信的太监张永，就成为了武宗疏远的对象。

正德六年十一月，武宗下诏调宣府、大同、蓟州、辽东等地军队前去平叛。皇帝并未如从前一般，任用张永为总督，反以谷大用为军务总督，与毛锐、陆完等皇帝亲信之人前去平定起义军。

正德七年四月，正当谷大用即将平定农民起义之时，东厂提督丘聚因与张永不和，揭发库官吴纪盗取白银七千两，搬入张永私宅一事，武宗立刻下旨调查详细经过。

虽张永经多番努力游说，后得以“留京闲住”，但他的所有职务都被罢黜，权力被分散给了其他宦官，如魏彬接掌司礼监，张忠接任御马监太监等。直到正德九年，张永才得以复起重用为御用监太监。

就在张永闲住的两年时间里，武宗身边近臣又发生了变化。江彬作为平定叛乱有功的边将，因作战勇敢得到了武宗的赏识，得以入豹房随侍皇帝。武宗对于江彬同样极为信任，不仅将作为边将的江彬留在京城中，更将辽东、宣府、大同的部队编制为神武营，交由江彬统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