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根说历史 制度化的宫廷教育，经筵日讲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外朝教育官员主要是东宫讲官，并非专职教育太子。从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担任东宫讲官的同时，也肩负着经筵官的头衔，如毛纪，“登进士，选庶吉士。弘治初，授检讨，进修撰，充经筵讲官，简侍东宫讲读”。刘忠，“成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弘治四年，毛纪和刘忠都是先担任经筵讲官才被选为太子讲官，因此可以推测，太子讲官是从经筵讲官中选拔出来的，因此想要成为太子之师必须满足经筵讲官的选拔标准。“英宗初立，与士奇、荣请开经筵，豫择讲官，必得学识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数人供职，且请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

选择太子讲官的核心标准

也必须是崇尚儒家经典的儒雅士大夫，不仅要学识广博，还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因为皇帝相信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才具备培养未来优秀储君的能力。太子的讲官大多是进士出身，且成绩出类拔萃。如东宫讲官黄子澄“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伴读东宫，累迁太常寺卿。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

“杨守陈举景泰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孝宗出阁，为东宫讲官。时编文华大训，事涉宦官者皆不录。守陈以为非，备列其善恶得失。书成，进少詹事”。总而言之，明代太子教育虽历经变化但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太子讲学的内容和教材，也都与皇帝的经筵、日讲相差无几，不外《四书》、《五经》和史鉴书，反映明代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思想的高度统一。由于太子教育有其特殊性，因此皇帝对太子教育的控制十

太祖时曾构建完善的东宫官制

一度让朝廷大臣辅导太子以培养其治国能力，但皇权专制的本质使皇帝很快对太子的教育产生警惕，担心官员与太子结党营私，对皇权构成威胁，于是将东宫官制虚置，东宫讲官特旨简选、太子教育因此打上了明代皇权强化的时代烙印。皇帝是大明帝国唯一的裁决者，对太子教育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太子教育的成败，因此明代太子教育的成效有优有劣，既取决于太子自身的悟性，也取决于皇帝对太子教育是否重视。

经筵和日讲是专门为皇帝开设研读经史的御前讲习，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皇帝的道德素养和政治能力，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关乎着国家的兴衰和民众的生死，甚至帝王的个人素质直接导致“一人兴邦”和“一人丧邦”。因此，通过宫廷教育的手段培育出勤政爱民的君主，是维持一个王朝长治久安的必备条件。

经筵和日讲虽然都是为塑造君主的道德人格和治世能力而设立的，但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学习制度。其举行的时间、进讲的礼仪、教授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明朝建立之初虽未将经筵制度化，明仁宗登基之前，明太宗曾对他寄予厚望：“自今更宜夙夜勤励，读书明理，以广其智识，将来德成业就，为天下瞻仰，亦不负朕期望之意。”[1]仁宗在位期间，曾对诸臣提到：“朕青宫久矣，勤慎小心，始终不懈，又以笃实令侍诸子讲读，朝夕启迪，资益良多”。

最后

明太宗对皇长孙朱瞻基甚是喜爱，因此对他的教育也尤为重视，永乐五年四月，就让他出阁读书。他曾召太子少师姚广孝、翰林侍召郑礼等，谕之曰：“人之学问，常以先入之言为主，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明宣宗继位后，对自我教育更是重视。他经常与臣子们讨论治国安邦之道，纵观明太祖至明宣宗统治时期，尽管有诸多史料记载皇帝与大臣讲读，但几乎都是凭皇帝对学习的热爱和对政事的勤勉才得以维持，却始终没有将经筵制度化，规范化。直至英宗冲龄继位，正统元年二月才将经筵作为一项制度，得以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