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太湖冤魂事件看这里!天意从来高难问：五十年拒不昭雪的宋季冤案

如果得委皇帝站出来，为在政变中丧生的皇位合法继承人进行彻底的反说或必要的政治道歉，有助于消除朝野的怨愤和社会矛盾。

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他是被史弥远政变推上皇位的。宋宁宗生前确定的皇嗣赵竑在这次政变中遭迫害致死，成为南宋后期的最大冤案。为了不让继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挑战，宋理宗及其继任者，竟然拖延五十年不给这桩弥天冤案彻底平反。说起这桩冤案，还得从头略作交待。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皇太子早逝，他不立次子，破例立所谓“英武类己”的第三子为皇太子，即宋光宗。孝宗禅位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向光宗交待了隔代继承人：“当初越位立你，想让你成一番王业。如今你二哥虽去世，他的儿子还在。” 意思很清楚，皇位应还给老二家。岂料，宋光宗不久精神失常，连太上皇驾崩都不能出主大丧。在政局危机的严重当口，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的皇后）最后拍板，让光宗禅位于其子，是为宁宗。后来，他二伯的独子英年早逝，连后代也没留下。为弥补亏欠之心，宁宗追封他为沂王，选太祖十世孙赵贵和入嗣其后。终宁宗朝，沂王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宁宗先后有过八个儿子，但都冲龄夭折，他选了太祖几个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皇位接班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的贵和呼声最高。在诛杀权相韩侂胄后，史弥远取而代之，一手遮天。史弥远不希望贵和入选，因他对自己专擅朝政流露出反感，便命同乡与亲信郑清之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不久，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其用意很清楚：既然贵和早已入嗣沂邸，立他为皇子，等于把皇位还给了他二伯家。史弥远不便公开反对，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立后，并把与莒推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名贵诚。

次年，赵竑进封济国公，由杨皇后作伐，娶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史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做卧底。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当她的面大骂史弥远，说将来一定要将其决配八千里。由于宠昵那位美人，吴氏夫人与皇子关系紧张，常到杨皇后处哭诉，皇后对赵竑自然不满。史弥远处心积虑阻止皇子登上皇位，让时任国子学录的郑清之兼任沂王府教授，精心辅导与调教贵诚。

流言蜚语日渐不利于赵竑，而有利于贵诚。有朝臣提醒宁宗：“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宁宗虽悚然动容，却未见行动。也许，他自认为国本安排已明白不过：皇子只有一人，理所当然是唯一继承人。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重大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后嗣，因非其亲生，在其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远比废储容易得多。虽然矫诏废立太子，并非史无前例，但毕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韪。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驾崩之夕，史弥远一面派人宣召贵诚进宫预作即位的准备，一方面命郑清之等党羽起草矫诏。然后通过杨皇后的两个侄子七次穿梭于内外朝之间，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迫使原先并不赞成废立的杨皇后最终屈服其废立阴谋，矫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封成国公。

一切安排停当，史弥远才宣召赵竑入宫听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 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随即以杨太后名义宣诏：皇子赵竑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数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有不少人义愤不平。当地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忠义军”首领李全的支持。李全是翻云覆雨之人，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潘氏兄弟只得仓促起事，装束成“忠义军”模样，夜入州城，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揭榜声讨史弥远废立之罪；连湖州地方长官也率当地僚属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乌合之众，知其事难成，派人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朝廷大军赶到，起事已被济王讨平。湖州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与废立的一次自发性抗议。尽管济王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仍蓄意斩草除根。不久，他派亲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他自缢身死，还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发难，理宗收回成命，褫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史弥远政变不仅剥夺了赵竑既定的皇位，而且将其迫害致死。这一做法，粗暴践踏了儒家倡导的人伦纲常，激起朝野正直之士的无比愤慨。就在权相政变、理宗夺位不久，临安书商陈起编集出版了《江湖集》，其中收有敖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诗句，史弥远的爪牙嗅出了其中的不满，说“何王”与“彼相”是“哀悼济王而讥诮弥远”，滥施淫威，下令劈掉《江湖集》的书版，将陈起流放边州，敖陶孙被贬逐出京。

但仍有不少知名学者与刚直朝臣为了捍卫伦理纲常，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

四川进士邓若水通过制置司给理宗上书，直斥史弥远矫诏政变：“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攘夺乎？”他明确要求理宗“诛弥远之徒”，针对史弥远策动政变与构陷冤案，他指出：“天下原以为陛下没有此心，不知其事，一定会平反昭雪。谁知至今逾年，仍未能大慰天下之望。昔日相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日相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怎能容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制置司吓得不敢驿递这封上书，邓若水才免遭毒手。但内容已有流传，史弥远在其改官状上，“取笔横抹之而罢”。

在朝的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应诏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他还指出：“即便追赠褒崇，其实对济王已无所增益；倘欲削夺追贬，其实对济王也无所减损。但陛下友爱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伦之或悖或合，国家安危治乱之机却将由此而判定！”史弥远恼羞成怒，撸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职，贬窜象州（今属广西）。参知政事袁韶与临安府尹都认为梦昱无罪，拒绝在执行公文上签名。

象州，时称蛮荒之地，胡梦昱流贬之际，很多朝士不畏淫威，赋诗赠别，称颂他“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顾名”。他也赋诗明志：

非求美誉传千古，不欲浮生愧两间。 胡梦昱铮铮铁骨，只为了不愧对天地，他坚定地表示“忧国不怕死”，最后死在贬所。在专制政权下，正义之士的慷慨赴死尽管也未必能换来统治者对冤案的昭雪，但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的脊梁。

对史弥远政变与宋理宗夺位，理学家魏了翁“积忧成疾”。济王被害后，他每次见到理宗，就“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流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恨之入骨，便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限制在靖州居住。另一个理学家真德秀在上书中认为，朝廷对济王的处理有违纲常，未尽人伦，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进补过之说”，只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庶几将来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这是愚臣之愿，也是天下之愿也”！真、魏的委婉规劝，完全出于为朝廷消谤补过的考虑，理宗却文过饰非，声称“朝廷对济王也够仁至义尽了”。史弥远更是唆使鹰犬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曲为济王地”，将其罢官。真德秀做过济王的老师，对其冤死戚戚在心，临终还对家人表示：不能为其昭雪是终身大恨。

绍定四年（1231）三月，临安特大火灾把太庙里列祖列宗的御像与灵位烧为灰烬，朝野无不视为“天谴”，理宗装模作样下诏求言。徐清叟上书就拿济王说事：“陛下与巴陵（指赵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烧太庙，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所以有伤和气而召来灾异。”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绍定六年六月，权相史弥远病在旦夕，有朝臣旧案重提，要求为赵竑追复王爵，以王礼改葬，并为其立嗣。理宗颁下御笔，虽命有关部门改葬，却依旧给济王安上“胁狂陷逆”的罪名，对于立嗣，还振振有词道：“事关家国，非朕敢私。”

这年十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推行“更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把罪责推给故相，洗刷自己，把握住平反昭雪的绝佳契机。但理宗对史弥远感恩戴德，“深欲保全”。洪咨夔在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史弥远余党碍于其知名度，不便拿他开刀，转而诬指周成子“与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诚如洪咨夔指出：“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如果说，在此之前，史弥远是济王覆盆之冤的元凶；那么，在此以后，理宗就是阻挠冤案昭雪的根源。

端平三年（1236），谏官方大琮再向理宗上疏说：“当年冤案，天地祖宗也察知陛下受挟制；泉壤亡灵也原谅陛下不得已。今将十载，夭毙老妖（指史弥远）；端平改弦，威权自出，这难道还不是昭冤雪枉之机吗？”他虽然指责理宗对冤死的济王“牢关固拒，如待深仇”，对已故的权相“丁宁覆护，如抚爱子”，却仍指望理宗“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之间”！然而，理宗依然故我。

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 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

嘉熙元年（1237），临安城再次大火，延烧的恰是济王旧邸，太学、武学与宗学的学生联合上书，说这是济王冤魂“为厉之验”。在朝官宦与在野士人也无不认为，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殿中侍御史蒋岘为当局帮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当问”。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愤，触犯了众怒，武学生两百余人在刘实甫带领下上书猛攻，把他赶出了御史台。

景定五年（1264），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终于死去。终理宗朝，“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揺手吐舌，指为深讳”，济王案成为既碰不得也说不得的敏感事件。理宗丢下过一句话：“留以遗后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铁了心把棘手的难题扔给后代。在济王冤案上，理宗与他的“定策元勋”始终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昭雪了冤案，也就动摇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度宗继位，他是理宗的亲侄。监察御史常楙旧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说过“以遗后人”，那就“所宜继志，以慰泉壤”，追复济王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让有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尽快增修，至于其他问题仍按理宗亲政时御笔办，仍未予彻底平反。度宗的皇位来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样也会危及自身继统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据美国学者Katherine Verdery在《遗体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参见201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范可《遗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晚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宋季三朝政局，不仅完全颠覆了新儒学惨淡经营的主流价值观，而且严重销蚀了君主官僚政体的向心力。这桩冤案，自1225年铸成，迟至1275年才最终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

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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