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西汉王朝似乎因为王莽篡位而戛然而止。

很多人认为导致西汉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王莽,如果没有王莽的出现,西汉王朝还能继续延续下去。但实际情况却跟大家的印象大相径庭!

一、西汉灭亡的征兆早在王莽当权前已经非常明显了,连皇帝本人都差点“放弃治疗”了。

汉哀帝时,民变四起。关中民众经常暴乱,他们纵横京畿、三辅,还曾纵火燃烧汉武帝茂陵,连在未央宫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连皇帝本人对西汉王朝的未来极其绝望,绝望到竟然相信有些方士儒生根据“五德终始”说而编造出的“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说法。

建平二年,哀帝决定实行“再受命”的改制,宣布“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表示刘汉政权又重新受命于天,以便起死回生。

为什么改成“陈圣”呢,因为汉朝被视为唐尧之后,陈为虞舜之后。尧舜相承,正好适应天命。

一个皇帝居然听信子虚乌有的“五德终始”,连自己的祖宗都改认了,只为了能保住刘汉江山。可见对时局是多么的绝望。

二、王莽的“王田制”和“废除奴隶制”改革并非是什么穿越者的先进思想,只不过是哀帝时期“限田”、“限奴”改革尝试的升级版

王莽仿照《周礼》的井田制推行新政王田制,将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

王田制: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不得私自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

废奴运动: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

这两项改革其实在哀帝时期已经有雏形了。

哀帝时,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和以奴婢为借口隐蔽劳动力数量造成中央财政收入枯竭),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规定诸王、列候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候、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

相比而言,王莽改革更激进,但是殊途同归,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限制土地兼并和减少户籍隐瞒。

三、西汉灭亡的根因:土地兼并和蓄奴,为何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心腹大患?

有人就疑惑了,为什么土地兼并和奴婢制这么令皇帝讨厌吗?我们教科书上不是老是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吗?皇帝三宫六院,奴婢更不少。难道自己反对自己?

这就是目前历史教科书的缺陷了,只说现象,不做进一步分析。

首先,皇帝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对抗”大于“合作”。对于封建皇帝而言,土地兼并,奴婢成群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地主豪强们兼并完土地隐蔽田地面积和以“奴婢”为借口隐蔽劳动人口数量,以此逃避朝廷的田税和人头税,那就是天大的问题了。

我在前面几篇文章都反复强调决定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衰取决于中央朝廷的财政收支是否平衡,而这个平衡的核心公式:

税收(国库)=官僚激励+抗虏军费+水利救灾

当这个等式平衡时,王朝就会兴旺发展,当等式失衡时,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出现动荡甚至改朝换代。

依据竺可桢先生的研讨,西汉末年正是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由温暖期向冰冷期过渡的一个阶段。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天灾频发,常有旱、涝、蝗、瘟疫等。

这就意味着西汉末期,朝廷在水利救灾方面的财政支出会暴增,但是因为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和蓄奴,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田税和人头税,却在不断减少。这就导致朝廷无法及时给予受灾民众有效救助,这就会引起灾民造反,而为了镇压民变,军费开支暴增,又不得不加大对普通农民的赋税征收,导致更多农民加入起义。如此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四、真正导致西汉灭亡的并非王莽,恰恰是以“刘秀”为代表的地方地主豪强。

刘秀家族就是非常典型的地主豪强,史书记载当时刘秀隐匿亡命之徒,官吏都不敢上门捉拿,由此可见刘秀家族在当地的势力有多强横。

再看看刘秀身边的亲朋好友:

刘秀的舅舅樊宏,拥有三百多顷的土地,是南阳湖阳县著名的乡里大族。

刘秀的姐夫邓晨,世代为两千石层级的高官,是南阳新野县的一方望族。

刘秀的结发妻子阴丽华,出身新野的巨富之家阴氏,拥有土地七百余顷,奴仆车驾的规模堪比一方诸侯。

而鼓动刘秀起兵的李通,出身世代经商的富豪大族,是宛城的一方豪强。

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认清刘秀豪强集团的实力的恐怖,那你只需想想一个件事。这个集团一不开心,就能组织起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对抗王莽政府,换成今天世界首富恐怕都没有这个实力吧,而刘秀集团还只是西汉末年全国众多豪强中的普通一员。

由此可见,西汉末年,朝廷和地主豪强的力量对比已经严重失衡,即使没有王莽篡位,这个游戏也注定玩不了多久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王莽只不过是被局势逼上台前又自以为能力挽狂澜的“背锅侠”罢了!

五、财政失衡的矛盾继续延续到东汉,引发东汉初年的“度田之变”

其实导致西汉灭亡的根因,并没有因为新朝的覆灭,东汉的建立而有本质性的改变。

夺得天下的刘秀对此是看得最清楚的,虽然自己原来就是豪强,并且靠着其他众多豪强集团的支持建立了东汉。但是真当自己爬上皇帝的宝座后,屁股决定脑袋,原来自己要维护的利益集团恰恰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东汉建立后,土地兼并和偷税漏税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

豪强地主为逃避赋税,往往隐瞒自己的土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严重削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加强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刘秀颁诏,下令各州、郡官吏清查土地、户口,这就是“度田”。

光武帝以霹雳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度田,他首先以“度田不实”的罪名重罚舞弊的官吏,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等十余人处死,并重申严格核实田亩和人口。

刘秀从来是声称以宽仁治国,为什么在度田事件中表现得跟“暴君”一样呢?因为作为豪强出身的刘秀恰恰最能切身体会到地主豪强隐瞒土地和人口对朝廷的巨大危害性。所以王莽和刘秀对西汉灭亡的根因认知判断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他们使用的手段有所不同。

刘秀作为豪强造反出身,比王莽更能了解地主豪强,知己知彼,采取的手段软硬兼备,在以不突破豪强集团的底线为前提情况下为朝廷争取利益。

通俗来说,王莽的王田制是要没收地主豪强的土地财产,人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你说抢就抢,那搁谁都受不了,不跟你拼命才怪。而刘秀的度田政策是,你的田还是你的田,你留着,我不抢你的,但是你有多少田就要交多少税,你吃肉,朝廷也要喝点汤,尽管地主豪强也不情愿,但总不至于跟朝廷拼命,这也是为什么刘秀最终成功了而王莽最终失败了。

但也是因为刘秀的手段治标不治本,并不能真正从根子上铲除豪强势力,才导致了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外戚势力一直尾大不掉,东汉朝廷跟地主豪强的力量维持着脆弱的平衡,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在190年后被打破,进入豪强割据的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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