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时期的士官是什么职业?

中国古代有独特的史学传统,可以说早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史观,我们可以将文字记载的历史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莎士比亚)。

但与我们认知大相径庭的是,古代史官起初的职责并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从事包括求签算卦、祭祀问神、天文历算甚至是看病问诊等一切与鬼神打交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传统的史官实际上是神职人员,记录历史只是从他们本职工作中衍生出来的副业而已。这种现象被称为“巫史同源”,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巫史传统”。

“巫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时间所限我们没办法展开细讲,这里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所在的家族,在朝中掌管史料文献和天文历法相关的工作,其地位与那些算卦求签、跳大神的人基本相当,不过就是皇家豢养逗乐的戏子罢了。

司马迁的说法固然夸张,过于贬低了史官在汉朝时的地位,但却也向我们道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史官还没有从传统职责中彻底分离出来。

汉朝尚且如此,那么在比汉代更久远的春秋时期,史官与巫、医、卜、祝这些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就更密不可分了。因此,讨论春秋时期的史官为何要记录历史,他们又是以何种形式记录历史,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春秋》记录历史有什么规矩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芬芬在一篇小短文中讲到,鲁国的《春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告庙”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国君向祖先汇报讲话的提纲。既然是向祖先汇报近况,那么其中所记录的必然是祖先想要了解的事情,至于说后人想要了解些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史官也不会去关心。

《春秋》中所记载的事情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发生的事情——比如国君即位、出国访问、发动战争,以及公室主要成员的婚丧嫁娶,大夫代表国家参加会盟或者征战——这些都属于国家大事,事前需要进行占卜,事后要到宗庙里向祖宗汇报战况,这些都会记录下来藏于秘府。

《春秋》除了记录本国历史之外,也会记录一些其他国家——包括王室——发生的大事。这些事件的记载有两个根本的原则:一是必须要有当事国家的通告,二是通告必须要在宗庙中举行仪式,这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著名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音豪)”,“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是依赖诸侯的通告才记录在案的。

假如邻国发生了重大事件,但对方没有来通告,史官即便是听说了,也不能根据传闻臆测,因为一旦你臆测的不准,那岂不是在欺骗神灵了吗?对方来通告了,但通告的内容有错误,史官就算知道是错的,也不能随意更改,因为你记录的内容与祖宗听到的不一样,同样也是一种欺骗。

就比如说公元前720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周第一任天王周平王去世,王室派往鲁国的使者把天子去世的时间通报成了十二日,《春秋》也就将错就错,按照错误的时间记载。

《春秋》记载事情都极其庄重,原则上一旦记录在案就不能更改。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假如国外的宗室要求更改通告,本国的史官似乎也没有权力拒绝。

比如春秋后期时,卫国权臣孙林父和宁殖联手将国君卫献公赶出了国门,诸侯的史册上都写上了“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后来宁殖病危,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把儿子宁喜叫到床前,让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掩盖过去。否则的话,他在天上宁愿饿死也不来享受族人的祭祀。宁喜后来果然如其所愿,把卫献公又迎回了国内,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句话,而是变成了“卫侯出奔齐”,这就是宁喜为父亲遮掩的结果。

《春秋》是鲁国独有的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春秋》是一部鲁国的国史,采取的纪年方式、记录的历史事件大都是以鲁国为主,这就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春秋》就是鲁国国史的专称。

但实际上,周代的诸侯国大都有治史的传统,各国都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历史,形成的史书也基本上统称为《春秋》,并不只有鲁国的国史才叫这么叫。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是一个特别喜欢讲鬼怪故事的人。可能是故事讲得太过于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听众难免会犯嘀咕:“你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啥呀,世界上难道真会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事情?”

这个时候,墨子就会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件事是收录在《周春秋》上的,可不是我瞎编的,你们爱信不信。”

墨子讲过的离奇故事很多,提出疑问的人恐怕会更多,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振振有词地回答说:“这件事是收录在《燕春秋》上的,那件事是收录在《齐春秋》上的,还有《宋春秋》上记载的故事更加玄妙,你要不要听啊?”

到最后实在是被逼急了,墨子也是有些抓狂,就干脆说:“你们不要怀疑我的治学精神,我可是见过‘百国春秋’的人,没有根据的话怎么可能会乱讲?”

墨子是真的见过“百国春秋”,还是仅仅为了显摆自己见多识广而吹牛,这些事情自然是搞不清楚了。但很多人都相信,他所提到的“百国春秋”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比如在《国语》中就提到,说晋国大夫羊舌肸“习于春秋”,这里的春秋指的就是晋国史书,可见用《春秋》来称呼列国史书是当时的通例。

古代史书为何会被称作《春秋》?

有人或许就要问了,为什么各国的史书都要取一样的名字,难道不会乱吗?

说这话难免就有些太过于苛责古人了。要知道,周朝还只是中国古典文化草创时期,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书”的概念,写史也只是为了把一系列历史事件连缀在一起,不见得就非要给他取个名字。只不过是到后来,出现的书籍门类越来越多,人们在引用的时候为了区别开来,才逐渐按照习惯给这些书取了些名字。

所以你就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尽管现在看来都属于是经典,但取的名字却非常简单粗暴。就比如《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以作者的名字来命名,书中的章节名也是从首句中摘取,当时著书立说的人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还要取名字这么麻烦。

至于《春秋》的得名,一般来说主要是出于古代史书的写作习惯。各国史官在记事的时候,都会特别标出一年四季,即便是有哪个季节无事可记,也一定会标上“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免引发混乱。人们在为这些史书取名的时候,就从四时中摘取“春秋”二字作为书名。

当然了,有些国家的史书也会有专有的名称,比如上面提过的《晋春秋》就有一个单独的书名叫《乘》(音剩),楚国也有一部史书叫《梼杌》(音桃物),只是在经历了秦火之后,这些书到汉代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了。

不过,历史有时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意外之喜。在秦灭六国的硝烟散去五百年后,一名神秘的“摸金校尉”在盗掘战国古墓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几十车古书残简。

人们从中发现了一部与《春秋》体例相似的古书,但记载内容的时间跨度却远大于《春秋》,这部书的发现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时至今日依然为研究古史的人津津乐道。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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