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衣带水我想说用“一衣带水”形容中日关系是一种诡辩

经济观察报近畿狗/文作者常年定居东京，但今天这个时候我本来应该在北京。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邀请我担任演讲嘉宾。(莎士比亚，《美国经济观察》)。

演讲题目定为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差异。这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题目，但我打算在演讲中抛出一个十分犀利的观点。

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很多人提及中日两国关系时，很喜欢用“一衣带水的邻邦”来形容。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诡辩。虽然北京到东京相距仅2200公里，坐飞机只需要3个多小时，但据我个人感觉，所跨越的距离远不止这么多。在我看来，要从北京到东京，不是向东走，而是向西行，先越过欧洲、美国，再横跨太平洋，最终才到达日本。换句话说，中日之间的差异，相距4万公里，可以绕地球一圈。

中国人和日本人，同为黄色人种，同属汉字文化圈，接受儒家思想浸润，主食都是大米……但两者的共通之处，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出其他共同点。20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专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教授出版了专著——《文明的冲突》，立刻成为全球畅销书籍。该书将世界文明划分为9种，其中，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被划分为不同类别的文明形态。

个人以为，定义文明或文化，最关键的要素是依据地缘。中国是一个高风险的大陆国家，不知何时何地会被何方袭击；与此相对，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和平小岛。这一地理特点基本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及两国国民的几乎大部分特性，且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男性化的，雄大壮阔、勇猛果然；而日本文化是女性化的，细腻极致。中国文化易遭受破坏，而日本文化大致保存完好。由此可以推断，中日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这是我打算在北外演讲时提出的观点。

然而，就在我出发去北京的前几天，那是一个周日，我正在东京的家里对着电脑写演讲稿，突然觉得眼前有点雾。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最后我连电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我想可能是用眼疲劳的缘故吧，于是休息了一会儿，结果眼球下端仿佛涌起了一团油墨似的黑乎乎的东西，而且变黑的“水位线”不断上升，很快我的整个视野下端变得漆黑一片。

即使我平常反应再迟钝，此刻的我也觉得可能摊上大事了。于是，我赶紧给我一个在外地做眼科医生的大学同学打电话，跟他说明了我的情况，他显得比我还要惊慌不安，说道：“你这是典型的视网膜脱落的症状。如果放任不管的话，明天就有可能造成失明。星期天所有的眼科医院都休息，明天一大早，你赶紧去一家大医院就诊，立刻准备手术！”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赶往位于新宿的东京医科大学医院。M大夫诊断了我的病情，他跟我同学昨天说的一样：“情况比较复杂，今天下午我给你安排紧急手术。”

我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等待手术。我的左眼原本做过3次角膜移植，因此左眼几乎看不见。如果这次连右眼也不保的话，我可要加入盲人的队伍了。早知如此，我才懒得理会什么亚洲国际局势呢，不如学点按摩技术来得更实际——正胡思乱想间，护士通知我：“术前准备做好了。”

日语里有句俗语叫“砧板上的鲤鱼”。把活鱼放在砧板上，鱼都会做最后的挣扎，奋力逃生。然而，只有被称为“鱼中大王”的鲤鱼，却仿佛看穿了一切：“再怎么挣扎也没用的。”在砧板一动不动。

我也很希望自己像“砧板上的鲤鱼”一样，无奈我生性胆小，浑身不住地颤抖。我的脸上盖了一块医用布，仅右眼部位开了一个孔。在涂抹了碘酒消毒后，医生将麻药注射进我的眼里。

眼部手术最艰难的地方在于，不能做全身麻醉，因此整个手术过程中，意识都是清醒的。但是，医生交代我：“脸部和眼部哪怕是1毫米都不能动！”所以，我就像忍受酷刑一般，非常痛苦。

就在M大夫在我的右眼里动刀子的时候，我在朦胧之中，回想起这次视网膜脱落前前后后的事。

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有好几件事。我已经半年多没去北京了，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和故人我都很想约见。然而，当我掏出手机，准备通过微信或是邮件，告诉他们我将要去北京的消息时，我的手突然感到无力，连字都打不了。为此，我好几次推迟了发送，心想：“算了，明天再说吧。”

5月份，我打算采访两场亚洲的国际会议。然而，这两场国际会议的采访申请，我却怎么都通过不了，也不知道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迄今为止，我成功通过网上申请获得了很多国际会议的采访资格，但这种事还是头一次遇到。

此外，一般情况下，我未来一个月的行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凑。唯独5月，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场国际会议，需要去海外出差，其余时间我几乎无事可做。

我还联想到许多类似的事情，这些现象无一不在告诉我，这个月我注定要经历一场变故。也许，这些事只是单纯的偶然现象的叠加，但太多的偶然可能就是一种必然。

命运论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古代中国的道家认为，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然而，儒家主张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钻研，开创自己的人生。两者之间的争辩，直到21世纪仍无定论。

日本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儒家教育，强调成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这一想法发生动摇是在距今大约15年前，我邂逅了一位被称为“永田町之母”的女性。永田町是东京的政治中心，其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中南海。这位被称为“永田町之母”的女性，对从道家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占卜之术，有着很深的造诣。据说，她因此可以准确地知晓人的命运。

起初，我并不相信她说的话。然而，她不仅知道每个政治家在下次选举中能否当选，甚至能准确地预测出下一任内阁大臣是谁，而且百发百中，这就不由得我不信了。2008年夏天，她告诉我：“今年年底，你将会受很严重的伤。”果然，当年12月，我不小心撞到了移植过角膜的左眼，遭遇了失明的大难，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出院后，我去拜访她，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淡淡地答道：“中国古代哲学启示我们，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我只不过是把你的命数告诉了你而已。”后来，“永田町之母”退出永田町了。据说是因为她的预测太准，得罪了一些政治家。想来，那些被告知“下次选举，你会落选”的人，一定很气急败坏吧。

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话，一个国家的命也一样吗？那中日关系的未来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相信命由天定的命运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互为表里，遥相呼应。20世纪的物理学，诞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种伟大的理论，而在21世纪，超弦理论的出现试图整合这两种理论，并逐步发展起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类所生存的世界，是由长、宽、高这三维空间加上时间所构成的四维空间，但超弦理论指出，世界实际上是11维时空。换言之，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七维空间”存在。这其中，说不定正隐藏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因素……“近藤先生，手术顺利完成了！”

M大夫的声音，从黑暗深处传来。这一瞬间，我的脑海中浮现了8个汉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也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