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

一、导言：领土/领土作为地理空间

人们对空间的认识来自于对空间的视觉、听觉、触觉、运动感觉等，空间认识的对象由方向、位置、大小、形状、距离等多种因素组成。

本文所说的地理空间，具体指的是地图上表现为由国土所构成的空间。

如所周知，今日的世界地图是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把相邻的国家区分开来，不同颜色之间的界线代表国与国的分界线：国境线（“border”）把一国的领土（“territory”）与他国的领土区分开来。按照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领土观念，一国的领土乃是该国主权所及之范围，国家对居住在其上的“国民”实行统治，未经许可的他国的介入被视为侵犯主权。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在进入近代以后，国与国之间才出现明确的国界线。在封建时代的欧洲，领主、诸侯、教会、自治都市等势力割据抗争，多种势力相互重叠之事并非罕见。在中世纪的法国，一个地区有时同时受到几重权力的控制。在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地，几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在进入近代之前，欧洲的君主、诸侯等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在现代汉语中，与英语的“territory”一词对应的词是“领土”。在社会生活中，传统的“疆域”一词的使用频率高于“领土” 。“疆域”一词有表示极限、界限的“疆”和表示地理空间范围的“域”两层意思。“疆域”一词原来是指皇帝统治下的国土，其历史远比“领土”一词要长。《诗经》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一语，这里反映出来的王土思想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秦统一中国后，虽然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一元统治体系，但是受信息传递手段、运输能力等条件的制约，皇帝的权力不像近代国家那样强大而能均匀地覆盖于社会各个地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皇帝权力呈辐射状向四周延伸，距离圆心越远，统治力越弱。在清代，对蒙古、西藏等周边地区实行以王公、贵族为中介的间接统治。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等周边世界之间，历史上曾经存在朝贡/册封的宗属关系。虽然理论上朝贡国的土地也属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然而必须看到，皇帝对于来朝的“藩属”并不实行外交、内政上的实质性统治，“疆域”这一概念和近代意义上的“领土”观念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15世纪以后琉球王国同时向中国和萨摩国朝贡这一事例说明，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分界线是十分暧昧的，不能把它和今天地图上区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的国界线相提并论。

葛绥成著《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一书，1934年版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葛绥成在《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一书中指出，“从前我国对于省的界线，虽很注重；但对国界却毫不关心。其故有二：一因那时候边疆寥阔荒远，而环绕邻地，大都是知识浅薄的游牧民族，不晓得划界的事情；二因我国又自夸为东亚大邦，以为人家不敢欺侮；所以古时是并无国界的规定”。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国界。进入19世纪后，西方列强不断向亚洲扩张其势力，将中国周边的藩属一一纳入其控制之下，并向中国本土渗透。清朝政府在列强的武力之下，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提出的藩属独立、割让领土和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除了部分未定边界之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境线也逐渐以条约的形式划定下来。由国境线和海岸线构成的地理空间，就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领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领土”。其中，1924年独立（时称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称蒙古共和国）的外蒙古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中。

为行文方便，本文把基于近代领土观念的地理空间称为“领土空间”，而把基于传统的疆域观念的地理空间称为“疆域空间”。与“领土空间”相对应的领土概念有可能在短时期内为人们接受，然而，在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里，“领土空间”往往与传统的“疆域空间”相互交错。在这一点上，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中，地理属于“史”的范畴。继《汉书·地理志》后，历代正史中大都有《地理志》。在各地的地方志中也有关于本地方地理沿革的详细记述。进入十九世纪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士大夫开始关心西方的各种事物，林则徐命人翻译的《四洲志》（1839年）、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年）等介绍西方地理的书籍相继问世。通过这些书籍，士大夫们逐渐接受了以地圆学说为中心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在沿海各地开办的教会学校已经开设近代地理学课程，二十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各种新式学堂普遍开设地理课。清末出版的各种地理教科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中国和外国的地势、气候、交通、资源、物产等地理知识。其中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民间出版社出版的地理教科书成为普及近代地理学知识的重要媒介。熊月之在论及清末教科书在普及近代知识中的作用时提到：“对中国知识界来说，三十年前，八大行星之说，地层构造学说，还被视为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新学；二十年前，化学元素之说，万有引力之说，还只有少数学者能够理解；十年前，自主自由之说，反对缠足之说，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到20世纪初，这些都已经变成蒙童教科书的内容，成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必须了解的知识和道理”。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形成乃是一个“知识”构建和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科书起到了促使近代知识常识化的重要作用。以地理教科书而言，细分化的地理知识的普及把原本松散的或根本无关的个人和群体在空间上整合为一个集合体，促使人们把原本对家族和地方（用葛绥成的话是“省界”）的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而且，正如地理教科书所揭示的那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一要求在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和外敌入侵的压力交互作用下得到强化，地理教科书的编者们对地理空间的表述透射着对现实的焦灼感，“国耻”观念在地理教科书中被空间化和具象化了。

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为文本，试图从教科书关于中国的“空间表象”的记述，探讨在“疆域空间”向“领土空间”的嬗变过程中，地理空间和心象空间的交错关系，从而揭示地理教科书在中国人的“近代意识”形成中的意义。

二、地理教科书的“领土空间”表象

1、秋海棠与桑叶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用雄鸡来比喻中国的版图，笔者清楚地记得在小学课堂上，老师用教鞭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中国地大物博、像一只昂首报晓的雄鸡屹立在亚洲东部。翻阅清末的地理教科书可以发现，在一个世纪前，这种适应学龄儿童特点的教学方法已经被普遍地运用于地理教学中。在清末、民国时期出版的地理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版图的形状，至少有下面三种形象表述。最早出现的是“大三角形”。在清朝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全国之境，为一大三角形，锐端当其西。东西横广八千八百里，南北纵长五千四百里” 。但是，这本教科书里没有出现大三角形的图像。

教科书中表述的中国版图的第二种形象，是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中的秋海棠叶（图1）。

图1的上半部分是秋海棠叶的示意图，画有秋海棠叶的叶边和叶脉；下半部分是中国版图，形状和其上的秋海棠叶十分相似，并且按照当时地理教科书的地区划分，把中国分为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六个部分。《新地理》中，有一段关于这两张图的文字说明：

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之地形矣”。

此后，秋海棠图形出现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许多地理教科书中，各书对于图形的文字说明也和上面的引文大致相同。有的教科书把“大三角形”和“秋海棠叶”相揉合，称“全国地形略似横铺之秋海棠叶，以西部之葱岭为叶尖，东部之渤海为叶本，成一大三角形”。在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地理课本》中，编者对中国的版图作了如下说明：“中华民国地图，不是很像一张秋海棠叶吗？东部渤海湾入海的地方，很像叶脚，西部帕米尔高原，很像叶尖。……那曲曲折折的边界，好像是叶边，境内的山川纵横，更好像叶的脉络” 。

教科书中出现的关于中国版图的第三种形象是桑叶。192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法地理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中国大势”中有下面一段文字：“（中国）全部地形好像横铺一个大桑叶，叶尖在西，叶脚在东；再巧不过，中国本是蚕丝发源的地方”。虽然这本教科书中没有出现桑叶的图形，但是从上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用桑叶来比喻中国的版图源于中国是桑叶的发源地。在1938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第四册第一课〈我国的领土和地势〉的开头部分，刊载了题为“我国的位置境界和地势图”的地图（图2）。

图2的左下部分是桑叶的示意图，形状与图1中的秋海棠大致相同。文中说：“我国领土在帕米尔之东，其形状如一张横铺的桑叶。叶尖在西方，叶炳在东方”。比较民国时期教科书中出现的秋海棠、桑叶和现在的雄鸡图形，最大的不同在于秋海棠和桑叶图形中包括了外蒙古部分，而雄鸡图形中不包括外蒙古部分。

2、“领土空间”的具象化

“亚洲之中，国以数十，惟我中国，版图辽阔，民庶殷繁，雄踞其东南部，盖世界著名之大国也”。这是清末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地理的概述文字。同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地理教科书》第一册中称“我国雄踞亚细亚洲之东南，在本洲十余国中，版图最广，户口亦繁，诚世界著名之大国也”。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地理形象，在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中已经定型。图3是清末出版的《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中的《大清国疆域总图》。

如果除去外蒙古部分的话，这幅地图中表示的疆域范围和今天的领土范围没有什么不同。清末出版的地理教科书中有不少人物、建筑物的木板画插图，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清末教科书中刊载地图的不多。图3通过列举中国的邻国、近海的方式来说明中国的地理位置，图中标出了中国周边的俄罗斯、朝鲜、日本、安南、印度五个邻国，以及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个近海的名称。

在清末教科书刊载的为数不多的地图中，标有经纬线的图3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自从1884年规定以穿过伦敦郊外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之后，各国出版的地图逐渐按此标准统一表示经纬线。但是，图3以穿过北京附近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即地图中的“中”线）。以“中”线为起点，东西每隔4度标有经线。这让人不仅联想起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距此大约三个世纪前的1601年献给万历皇帝的世界地图，但是意义却径庭有别。在利玛窦精心绘制的地图里，利玛窦为了迎合皇帝和士大夫天朝大国的观念，有意把中国画在了地图的中央部分。利玛窦向万历皇帝献图的目的，是想通过世界地图引起中国人对西洋世界的兴趣，由此为传播福音打开方便之门。万历皇帝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对利玛窦的地图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但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却把利玛窦的地图斥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虽然利玛窦巧妙地把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部分，但是中国在地图中所占的比例远远比人们想像的小；图3是近代中国在接受地圆如球的观念后，从自我本位意识上描述的地图。

在地理教科书中，中国的地理位置大多通过“四界”、“四境”来表示。清末出版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编者对中国的地理位置、国界作了如下说明：

中国之西界，踞亚洲之中枢，与英饿两国属地相接。……东隔东海，与日本国相望，南临南海，接法属之安南及英属之缅甸。西南隔大山，与英属之印度分界。自西而东北，包中国之三面者，皆俄国之属地也。唯东北部之南境，隔鸭绿江，与朝鲜国相连。

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中“疆域”一节的说明更为详细，除了上面提到的邻国之外，还提到琉球、台湾和菲律宾：

东北以鸭绿江、长白山与朝鲜分界，东界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与朝鲜、日本、琉球、台湾相对。东南临南海，遥望菲利滨、婆罗洲诸岛。南接安南、缅甸，西南足-俞喜马拉雅山，即印度。而不丹、尼泊尔二小国介其间。西连帕米尔，其地即亚细亚之中枢，与英俄两国属部相接者也。北方毗连俄罗斯之西伯利亚，横亘数千里。

民国初期出版的地理教科书基本上沿袭了清末教科书中的疆域叙述，商务印书馆1912年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第一册第六课“边界”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我国四境，惟东南滨海，其他皆为陆地，与强邻毗连。东北为东三省，而奉天、吉林与日领朝鲜为界。吉林之一部，及黑龙江，与俄领西伯利亚为界。北为蒙古，亦与西伯利亚相连。西北为新疆，则接中亚细亚。西南为西藏，与英领印度接界。而不丹、尼泊尔两小国，介居其间。南为本部之云南、广西、广东，与英领缅甸、法领安南相接。此皆陆路之边界也。……以四界邻国言之，东北为俄，西南为英属，南又有法属，东更与日本遥相对立。是我国位置，适当俄、英、法、日四大国之冲，其关系岂浅渺尠哉。

上面一段引文文中的“四大国”一词，在此后出版的许多地理教科书的疆域叙述中多处出现。特别是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教科书强调中国被英、法、俄、日“四大强国”所包围，中国处于十分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在1931年初版、1935年再版的《现代中国地理课本》的“四境”一课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东南与日本之琉球群岛及台湾岛隔海相对；南与法属安南、英属缅甸为邻、西南与英属印度，及不丹、尼泊尔两小国相接；西及西北与俄属中亚细亚为界；北及东北大部又与俄属之西伯利亚相连，而一部分复与日属之朝鲜接壤，故吾国实处于英、法、俄、日四大强国之间，其关系非常重大。

由上可见，在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中，中国的地理空间不再象以往那样被描述为自明的同心圆似的空间，而是按照近代有严格自他分界的“领土”观念来被表述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空间位置的感受――即反照在人的意识和感觉上的心象空间，教科书表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清末的地理教科书以比较客观的口吻提及中国周围的邻国，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疆域叙述较多地使用“强邻”、“四大国”、“四大强国”等字样，及至19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教科书对失地的叙述和想象折射对丧失现实领土空间的痛。

三、失去的空间

——地理教科书的“疆域空间”表象

在大多数清末、民国时期的地理教科书中，除了现实的“领土空间”之外，关于中国在近代丧失的国土的记述构成了空间叙述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民国时期出版的教科书中，关于“失地”的叙述比比皆是。教科书中提到的失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历史上曾经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后来脱离中国而独立或成为别国的属地；第二，按照清政府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他国的土地；第三，他国在中国的租界以及“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它们形式上虽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无法行使主权。

民国成立后出版的教科书中，有许多关于清中叶以后丧失的藩属或属国的记述，其中最早的例子见于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编者庄俞在该书第一册“边界”中提到，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是中国东面的屏障，后来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既而被日本吞并。北面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一带，西面的葱岭以西、西伯利亚以南的土地曾经是中国的领地或藩属，清朝咸丰年以后为俄罗斯所夺。南面的缅甸、安南从前从属于中国，现在分别从属于英、法两国。

在民国时期，各家出版社为配合课堂教学，除了各科的学生用书之外，还出版了《教授法》供教师使用。和学生使用的地理课本相比，地理《教授法》中关于藩属、属国的记载要详细得多。例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在1916年出版的《新式地理教授书》关于“朝贡国”一课中，以较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中国周边的藩属脱离中国的历史过程：

朝鲜、本中国藩属。中日战后，离我独立，日俄战后，归日保护，至清宣统二年，遂为日所并。琉球、在东海之东，与浙江省相对。自明以来，臣服我国。清光绪五年，日本并之，废其王、建为冲绳县焉。安南、在滇越之南，本我朝贡国。自法越够搆兵，越属割地，清廷不之顾，光绪十年，因越事与法搆兵，及议和，割归法属。缅甸、在云南西南，亦我朝贡国。清光绪十二年，为英所灭，今为英领印度之一部。锡金、在西藏之南，昔亦臣属我国。清光绪十六年，归英保护。今为印度之一部分。

和前一节中讨论的地理教科书关于“领土空间”的叙述不同，关于“失去的疆域”的叙述不是以静止不变的地理空间为对象，而是通过引入时间坐标，把中国的地理空间放到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来叙述，从而引出了关于中国“地理空间的缩小”这一重要问题。严格说来，“地理空间的缩小”与其说是一个地理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历史学问题，涉及到如何解释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后经历的地理空间上由大到小的变化这一问题。关于地理教科书对“失地”的解释，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里先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看一下清末、民国时期的地理教科书中关于“失去的疆域”的叙述，从各个时期的疆域叙述中发现一些变化的规律。

在二十世纪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朝贡国之割让”、“割让地”、“我国丧失的藩属与边地”、“东北的失地与国防”等标题随处可见。鉴于教科书中相关内容重复部分较多，下面继上文引用的1912年和1916年出版的教科书中关于“疆域空间”的叙述之后，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各选取一例，加以比较。下面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院审定《新时代地理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疆域的一节：

我国的疆域，在清代初年，幅员很大，藩属很多。自西力东侵，我国就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有领土和藩属，给俄日英法诸国割去的很多。综计丧失的地方，约占我国全面积的三分之一呢。……现在东北方面，凡沿海地带及黑龙江左岸，直到外兴安岭，都已完全丧失。西北方面，则霍尔果斯河的西岸，齐桑泊和葱岭以西的地方，也都划出国界以外。自俄国劳农政府成立后，又占据我国的外蒙古，因此西北的形势，日形危急。。

1938年，世界书局发行的《高小新地理》在“我国丧失的藩属与边地”一节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我国为东亚第一大国，历来附近各小国因仰慕我国的文化，无不以朝贡称藩为荣。所以当清朝极盛时期，东有朝鲜、琉球，南有安南、暹罗、缅甸、苏禄，西南有不丹、尼泊尔、哲孟雄，西有乾竺特、巴达克山、阿富汗、不哈尔、浩罕、哈萨克、布鲁特等藩属。现在除阿富汗、暹罗独立外，其余都为各地国主义者蚕食了去，无一为我所有。

世界书局发行《高小新地理》

在194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高中本国地理》中，编者葛绥成把中国的疆域分为“过去的疆域”和“现在的国境”两部分，关于失地作如下说明：

我国在东半球的亚细亚洲的东南部，疆域要算汉、唐、元、清四代为最大：汉代东开朝鲜，南略安南，西通西域，北达蒙古；唐代版图，东抵于海，南及南洋群岛，西逾葱岭，北被大漠；元代势力遍及全亚，兼领欧洲东部；清代东北沿外兴安岭到鄂霍次克海，并奄有库页岛地方，西北以巴尔喀什湖为界，包有伊犁河流域和齐桑泊、阿尔泰泊一带，在西南有尼泊尔、不丹诸部来内附，在南面又有安南、缅甸，东面又有朝鲜、琉球等藩属，在东南又有直辖的台湾岛，声威可说很盛。四代之中，又以清代和民国关系为更密切，这因为现在中华民国版图，是继承清代最后所有的版图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本教科书里，编者关于“现在的国境”位置的叙述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中国的领土东北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会合点（东经135.2度）、西到葱岭北端（东经73度）、南起南沙群岛的詹姆士滩（北纬4度），西至葱岭北端的乌赤别里山口（东京73度），北达阿尔泰山的萨彦山脊（北纬53.48）度。在这里，关于“中国”的地理空间分别在过去的“疆域空间”和现实的“领土空间”两种不同的时空中被表现出来。

比较上述各个时期地理教科书中关于“丧失的疆域”的叙述可以发现，教科书中描述的疆域空间随着时代的推移有逐渐扩大的趋向，南、西、北三面疆界的变化尤其明显。二十世纪十年代的教科书提到中国在过去丧失了朝鲜、琉球、安南、缅甸、锡金五个朝贡国，其中疆域空间的西北部包括“葱岭以西、西伯利亚以南的地区”；在二十年代的教科书中，疆域空间的西北部包括了额尔齐斯河西岸、齐桑泊及葱岭以西的地区、东部包括了黑龙江西岸和外兴安岭；在三十年代，教科书向读者展示的疆域空间达到了顶峰，南至苏禄群岛、西至阿富汗，远远超过了本文图1《大清国疆域总图》的范围，甚至比清代中期绘制的《皇清一统舆地图》还要广。本文第四节中将引用的两幅《中华国耻图》形象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地理教科书展示的疆域空间。

在一部分教科书中，除了关于失地的历史过程，还具体记述了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外国的国土的面积。例如，三十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本国地理》在有关疆域部分的内容中，不仅记述了中国的领土面积，还详细记述了中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历次丧失的国土面积。“合算全（国总）面积，共有35，222，040平方里，占有全世界陆地十四分之一，亚洲陆地四分之一。不过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我国领土面积，要比现有面积多到三分之一。自从清道光以后，动不动将几百万几十万方里的土地，断送给外国，于是只剩了现有的面积。但是中华民国仍旧不失为亚洲第一大国，世界第四大国”。在前引《高中本国地理》第一章里，编者葛绥成以一览表的形式列举了中国历代朝贡国的地理位置、面积和入贡年代。例如，朝鲜位于东海、面积为255,256平方公里、汉、唐、元、明时朝贡；安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面积为451,215平方公里，历代属于中国的版图，五代时始为外藩；阿富汗位于伊朗高原、面积为619,094平方公里、清乾隆二十七年入贡。

笔者见到的关于边境失地的最为详细的记述见1938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下表由笔者根据书中关于失地的位置、面积、条约等内容整理而成。

按国别计算，俄罗斯以占领等各种形式获得的土地面积大约为170万平方公里，英国则获得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二者相加共计200万平方公里。

关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丧失的国土的记述，不仅见于地理教科书，历史、国文教科书中也多有出现。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七册第三十四课“海参崴”一节中有如下一段描述：“海参崴是我国吉林省沿海之地，清咸丰十年与俄罗斯订约，割让满洲土地三十一万一千六百余平方里，海参崴遂为俄地” 。

丛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地理教科书的编者们在描述现实的“领土空间”的同时，还向读者展示了包括历史上的“藩属”在内的巨大的“疆域空间”。不可否认，有关“疆域空间”的叙述字里行间渗透出传统的疆域观念，教科书编者们的失地之“痛”中不免含有对往昔帝国梦想的追念之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教科书编者们描述“失去的空间”，与其说是为了过去，不如说是在观照现实。他们向年轻的读者们敲响了警钟：中国正处在列强环伺的万分危急之中，她的身体——国土——在近代是如何被肢解的、现在正如何进一步遭到肢解。

四、空间的丧失与“国耻”

从本文第二、第三部分可以看到，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在关于中国地理空间的描述中，不仅使用了现实的“领土空间”概念，同时也使用了传统的“疆域空间”概念，而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向读者展示了东起鄂霍次克海、南到苏禄群岛，西至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细亚，北及外兴安岭的巨大的“疆域空间”。那么，教科书的编者们在根据历史上的地理空间构筑和想象“过去的疆域”的同时，赋予了它/它们怎样的意义呢？从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之间的反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编者身体上的“痛”意识和心理上的“耻”意识的作用。吕思勉在《新式地理教授书》中谈到台湾被割让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议论：

吾国失地之历史亦多矣，而其最可痛、最可惜者，尤莫如台湾。他地方或为弹丸黑子，而台湾则俨然大岛也。他地方或为荒凉未开辟之土，而台湾则已建为行省也。剥床之痛，既已及肤，覆车不戒，能无噬脐。

吕思勉认为，台湾是中国的行省，丧失之，一如危及人的生命一样，将危及国家的命运，因而是“最可痛、最可惜”的。中国在近代以后经历的地理空间的缩小，在地理教科书的编者的笔下更多地叙述为“国耻”。

在论及近代“国耻”观念的发生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后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检索19世纪中叶的主要历史文献可以看到，近代“国耻”一词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使用的。英法联军对京城的洗劫和清朝被迫与列强签订城下之盟，使清统治集团深感丧权失地之痛。1860年，袁甲三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臣愚以为首在慎采纳、节糜费、精训练、储将才，庶几外侮可御，国耻可雪”。1862年，蒋琦龄在奏章里也称：“可使制挺以雪国耻矣”。这些都是“国耻”一词的较早的用例。1895年清朝甲午战败之后，“国耻”成为较为广泛的社会观念。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强调，变法“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自此以后，更多的人开始使用“国耻”一词。而“国耻”作为社会观念渗透到社会层面，则是在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北京政府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对华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允许由日、德两国协商解决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移交问题，将旅顺、大连的租期延长九十九年等。5月7日，日本驻中国大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五十小时之内作出答复。次日，袁世凯召集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此事公开后，芜湖、汉阳、汉口等地相继发生罢市风潮，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强烈抗议，后来，5月7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勿忘国耻”始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

带有国耻纪念日的陶枕

那么，“国耻”观念是怎样进入教科书并与中国的“失地”发生关联的呢？在笔者阅读的清末地理教科书里，有一部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的学部审定《最新地理教科书》（谢洪賚编），文中使用了“国之耻”一词，其内容如下：

外国人民之居我国者，不为我国法律所辖，由其国领事自治。吾国人民寓于外国者，则皆归所驻国有司管辖。我邦虽有公使领事，不得过问。是诸国以文明降等之国视我，而不以平等相待也。国之耻欤，抑吾民之羞也。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编者从近代国家的主权观念出发，对于列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给予中国以同等待遇而感到愤慨，将这种不平等关系视之为“民之羞”与“国之耻”。而在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以“国耻”为题叙述了清中期以后战败赔款、失去藩属（缅甸、安南、琉球、朝鲜等）、割让和租界土地（台湾、澎湖、香港、租借旅顺、大连）等历史，把这一系列失败称之为“国耻”，谓：“夫国之耻，即吾民之耻也。人人知耻，誓图自强，庶犹有雪耻之日。不然，将永受外人之侮辱矣”。细细考察上述“国耻”叙述，可见有两层内容：一是对失去朝贡国、无力保护藩属而感到的“耻”。例如，在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教授法》第一课里，编者许国英说：“朝鲜、安南、缅甸等国，昔为中国藩属，今已为英法等国所有。我国民当引以为耻”。吕思勉说：“彼其所以不恤屈己，而朝贡于中国者，以□□□强，臣服焉，足以托庇也。而今是诸国皆亡矣，中国坐视而不能救，对于诸国国民，能无愧乎”。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耻”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宗属关系虽然未必意味着中国对藩属进行实际的统治，但在理论上却具有上下尊卑的“朝贡”关系的特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朝贡关系解构过程中，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同时被近代世界体系给边缘化了，遭遇近代国际秩序的不平等的待遇，这就是另一层意义的“耻”――清中期以后失地丧权之“耻”。教科书中的“国耻”一词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例如，前引许国英说：“吉林商埠甚多，大都成于中日战后，于国耻纪念，颇有关系”、“日本之筑安奉铁道，未经中国允许，自由行动者也。其蔑视我国实甚。外交家当引以为耻，且当引以为前车之鉴”。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国耻”一词更是频繁地出现在教科书中，有的教科书还将“国耻”列入标题。例如，1924年3月初版、次年4月第三十三版《新学制地理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的标题是“国耻纪念地――金州半岛”。编者指出：“金州半岛，伸出奉天的南部，有大连旅顺两良港，清光绪二十四年，被俄国租借，又移转于日本；民国四年，日本更迫我订展期的条约；国人虽一致否认，但是租期已满，日本并没有交还；所以金州半岛，要算是我国的国耻纪念地”。

那么，在近代，中国何以会蒙受“国耻”呢？对此，大多书教科书是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的。一位编者说，清中期后“我国内政腐败、产业落后”，与欧州各国的外交和战争无不失败。另一位编者认为，旅顺、大连从俄国转入日本手中，中国对此无力抵抗，原因在于中国“国力积弱”。更多的教科书把失地、丧权归因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地理课本》第三册以〈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为题，对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进行了总括：

我国自近百年来，屡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或用兵力，或用经济，或用其他诡秘的手段，要将地大物博的我国生吞活剥。我国的藩属，像缅甸，安南，朝鲜等，都被英、法、日各国夺去了；领土像香港、台湾等，也被英、日各国割据了；沿海的重要口岸，可筑军港的，如旅顺、广州湾等；可筑商港的，如大连等，多被各国租借了。甚至在大城市中，像上海、苏州、福州、广州、芜湖、汉口、重庆、长沙、天津等，也都有各国的租借。……我国的国际地位，若要和英、日等国，同站在自由平等的线上，必须收回各国在华的租界，及其他因不平等条约所丧失的一切主权。

这段文字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失地之“痛”与“耻”乃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国要想取得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就必须收回租界、恢复主权。这成为贯穿于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疆域叙述的主旋律。为此，包括清末的地理教科书在内，许多教科书的序言都提到要通过讲授失地的历史，培养儿童的爱国思想。前引蔡元培校订《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说：“学生肄习地理，在使知地球大势，及我国与各国疆域之大概、利害相关之要端，养成其爱国心为主” 。谢洪賚在《最新地理教科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儿童肄习地理，以略知世界大使，激发国家思想为宗旨。……读地志易生国家兴衰观念，本书于宗邦失败之由、邻国强盛之故，靡不随时称述，以期唤起儿童爱国之精神”。进入民国时期后，几乎所有的地理教科书都把培养儿童的爱国精神做为地理教育的目标，向读者呼吁，人人都有收复失地之责。

笔者曾经说到，清末、民国时期的地理教科书中提到的“失地”包括朝贡国的土地、依据条约割让给列强的国土、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以及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必须强调的是，在地理教科书中，“失地”和“领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吕思勉在前引1916年出版的《新式地理教授书》中曾经指出：“朝贡国看似非领土之比，然惟朝贡国失，而后领土危。朝鲜亡而后安奉铁路成，间岛交涉起；缅甸亡而后滇边蹙，其明证也”。显然，在作者看来，朝贡国的土地不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也不在应该收复的“失地”之列。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出现了“领土”、“领海”的概念。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地理教科书》第一册专辟一章题为“我国的领土与领海”，开头一段如下。

一个国家统治权所及的地方，不是别的国家可以侵犯的，叫做“领土”。 ……沿海各国为保护渔业和国防，都有“领海”。领海以内，有完全主权，别国不得侵犯。现在各国，以六海里（约是一公里）为领海的定界。

“领土”、“领海”的概念出现在教科书中不是偶然的，它与30年代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州国密不可分。这套教科书书名中的“复兴”二字，正反映出“国难”中的中国处境。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地理教科书中关于保卫中国的“领土”与“领海”，加强国防建设的记述明显增加了。1937年8月初版，1941年1月第八十七版《高小地理课本》第三册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省的地位，和苏联、日本相近，自从甲午战争以来，他们各在这里扶持其势力，中东、南满铁路，就是他们经营东北的急先锋，其间不知经过多少的国际纠纷。不料民国二十年，突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到现在竟成立了伪“满洲国”。此种伪组织，世界各国至今均不承认，我全国民众尤须具极大的劳力，来收复失地。因为这四省土地是我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岂容他人侵占分割，以致影响东亚的和平。

与此同时，编者还呼吁：“我国疆域广大，海岸线又长，和我国接界的又是英、法、苏联、日本等强国的属地，因此我们要保全领土、领海，为国家自卫起见，不得不建设相当的国防” 。

从总体上看，教科书呼吁收复的失地，是指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土地、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英俄占领下的帕米尔高原、俄国控制下的外蒙古以及“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的土地，而历史上朝贡国的土地不包括在内。

五、“国耻”的具象化——《中华国耻图》的空间表象

上述国耻意识在列强的侵略下历经了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表象化为“国耻图”。这里具体分析1930年代出版的小学生地图册中的两张《中华国耻图》（图4、图5），分析地理教科书是如何表述中国地理空间的。

《最新中国地图》是配合高小地理教学用的地图册，完成于1936年6月，1938年5月初版。在图4（以下简称1938年国耻图）的背面，编者以“丧失的边疆”、“丧失的藩属”、“租借地”三个标题对地图的内容作了说明。另一本小学地图册《本国新地图》初版于1933年，内容经过修订后于1939年1月出版了新版本。在图5（以下简称为1939年国耻图）的背面，编者分“总说”、“丧失的边疆”、“撤销的藩邦”、“租借的地域”、“外人在华的政治势力”和“外人在华的经济势力”六个标题对地图的内容作了说明。

比较两张国耻图不难发现，二者都采用了“今国界”和“旧国界”的双重国界来表示中国的疆域。“今国界”代表现实的“领土空间”，“旧国界”中包含了朝贡国和近代以后割让的国土。按照编者的意图，“今国界”与“旧国界”之间的空间便是中国所丧失的疆域。比较二图不难发现，在1939年国耻图中，苏禄群岛（现属菲律宾）位于“旧国界”的最南端，而在1938年国耻图中则不见。除此之外，两张国耻图的“疆域空间”几乎完全相同。

一如本文开头所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不存在近代主权国家之间那样明确的分界线。有意思的的是，上面两幅国耻图的制图者在中国以及周边的藩属和外部世界之间划上了清晰的界限，称之为“旧国界”，用来区别表示现实的国境线的“今国界”。在原图中，“旧国界”用红色的粗线、“今国界”用黑色的点线表示。制图者的意图当然是要突出由“旧国界”围成的“疆域空间”。此外，在国耻图中，“今国界”和“旧国界”之间的部分也涂上了与其他部分不同的颜色，这样在视觉上强化了读者对“丧失的疆域”的感知。下面的表二由笔者根据两幅国耻图的内容以及说明文字加以整理而成。

国耻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图中标出了每块“失地”丧失的时间、经过等等。例如，在1938年国耻图中，朝鲜部分以红色字样标出“一八九五年独立、一八九五年日占”；台湾部分标有“一八九五年割与日”、越南部分标有“一八八五年割越南与法国”、暹罗部分则标有“自主”、东三省部分标有“现在日本势力之下”等等字样。在1939年国耻图中，朝鲜部分标有“一八七六年朝鲜独立、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台湾部分标有“一八九五年割与日”，安南部分标有“一八八五年为法占领”，暹罗部分标有“自主”，等等。地图是同一瞬间的地表现象在平面上的缩影，也就是说，地图上的地理空间是与时间完全分离开来的，但两幅国耻图都引入了时间轴。如此一来，突出地表现了从“旧国界”所代表的“疆域空间”到“今国界”所代表的“领土空间”的变迁过程。制图者们的意图正是通过形象化地突出两个地理空间之间的反差，以视觉方式强化失地所意味的“国耻”。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的文本和地图的分析，考察了教科书在地理空间表述上的特征。清末、民国时期的地理教科书关于“中国”地理空间的表述有下面两个源头：基于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领土空间”和基于传统疆域观念的“疆域空间”。关于现实的“领土空间”，有的教科书把国境线的经纬度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数。正如两幅《中华国耻图》所显示的，“疆域空间”的范围在倍受日本侵略的1930年代被扩大到极至：北起外兴安岭、南至苏禄群岛，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到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

人们的空间认识是受历史、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影响的主观行为。面对同一个自然景观，不同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或不同心理状态的人，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观察。教科书关于“中国”地理空间的描述同样也受到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动。1911年清王朝崩溃，继之而起的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民国在继承清朝巨大版图的同时，也继承了清中叶后失去“藩属”、割让国土、丧失主权等“痛”与“耻”的历史遗产。而且，在民国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之后，这种负的遗产继续增长，民国必须面对主权受侵害的现实：日本向中国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外蒙古在苏俄的影响下脱离中国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继而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近代中国的这些遭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地理空间的认识。显然，地理教科书的“疆域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扩大到极至，是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密不可分的。1937年创刊的《救亡日报》发刊辞中有下面一段文字，“我们确是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堂堂华族既不能屈膝请降，为了保全民族的光荣，自惟有不惜牺牲，焦土抗战。这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最后手段。正像疾病一样，我们现在是到了第三期，已经危险万分，若不迅速谋所以挽救危亡之道，则民族子孙就将沦为外敌的奴隶而不克复振”。

在清末、民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地理教科书的编者们通过文字和地图描绘了一个“疆域空间”，他们不是在追忆往昔帝国的“荣光”，相反，是在向年轻的读者们展示过去和现实的地理空间之间的巨大反差，同时，在叙述和回想的交叉点上寻找“痛”的记忆，咀嚼“耻”的感受。就此而言，地理教科书描述的“疆域空间”是一种心性地理的空间，《中华国耻图》则是具象化的“心性地图”（mental map），反衬出近代以后中国所经受的“国土的丧失”。当我们翻阅时人的著述时，不难看到类似这样的文字：“吾人回顾汉、唐两代光荣之历史及广大之疆域以及与今日求生不得之局面相较，洵不能同日而语！感念畴昔，能不悲伤！光复旧土，还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为之，勿谓汉、唐盛业永不能再见于今日也”。

黄东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东洋文库客座研究员，《新史学》编辑委员，亚洲教育史学会理事。黄教授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概念史、社会史和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汲古书院2005年版），该书于2005 年获日本第31届藤田奖、2006年获首届樫山纯三奖。主编有《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新史学：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译作有《靖国问题》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