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元朝钱币兑换看这里!元代纸币贬值困局

作者：冷兵器酒吧douting

(中通知货币一度在国际上广泛流通)

随着当今全球货币市场风云变幻，各国不希望自己的纸币在交易中获得更多的支付特权。

这样既有助于对外贸易，又能提升国际影响，对现代政府极具吸引力。有趣的是，在七百多年前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也做出过类似努力。他发行的中统钞几乎成功，半途中却一溃千里。个中缘由，不能不令后人叹惋深思。

一、忽必烈的野心与元钞的兴衰

十三世纪初，黄金家族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政治实体——蒙古帝国。但这个帝国的结构太过复杂，各组成部分的文化、经济千差万别。在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前，地方政府曾分别发行过类似宋、金的纸币（《元史·太宗本纪》）。它们在使用上严格受地域限制，不仅妨碍了物资流通，还恶化了国家内部的隔阂。

忽必烈作为大元王朝的一代英主，自然不能允许混乱局面持续下去。他继位后，一面着手削平地方势力，一面对全国范围内的纸币进行统合。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十月，元朝中央政府发行了著名的“中统钞”。并规定“中统钞”以银为准备金，每两贯抵同白银一两，按比例收兑国内的旧钞（《秋涧集·中堂事记》）。

纸币的发明源于北宋，其制度设计对元钞影响颇大，但中统钞和宋代纸币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宋代发行的交子、会子等纸币，都没有充足的准备金以供兑换，主要依赖国家信誉强制民间使用。而中统钞前期无准备金不发新钞，允许民间随时在平准库用纸币兑回白银。白银虽不能用于国内交易，民间却可以任意持有（《元史·食货志》）。创立这种货币政策，不仅是为了让统治区内的民众信任元钞，还体现了忽必烈另一个宏大的经济野心——将元钞的支付功能推广到国外。毕竟，专制君主国单靠国家信誉发钞，是没法让外国人对币值放心的。

元帝国那时的经济实力独步全球，假如再辅以信誉可靠的纸币，或许一个如美国般影响力遍及世界的超级大国，就要提前诞生了。事实证明，在中统钞发行的头十七、八年间，忽必烈的手段收效显著。今人在高丽、东南亚、日本甚至印度等地，都能找到中统钞流通过的痕迹。充沛的白银准备金为大元纸币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后盾，元钞国际化的伟大蓝图似乎即将实现。

（疆域广阔的蒙古帝国本有充分实力影响整个世界）

可惜好景不长。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开始，贮藏于各地平准库的白银就被陆续运往大都，供中央挥霍（《秋涧文集·卷九十》）。到下任君主元成宗继位时（公元1294年），各地钞库原有的93万6950两白银，仅剩下19万2450两，其余均被运往京师用做政府开销（《元史·成宗本纪》）。当时的挪用现象简直成了“常例”，只要政府的收入不够支出，就会动用库存准备金弥补。由于平准库日益空虚，白银兑换越发困难。

而且不光是挪用准备金，元帝国的纸币供应也开始像宋末那样超量发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到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间，中统钞年均增印不过10万锭。多余钞币被存在官库，用于收兑白银和残币。而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后，每年增印的钞币竟达一两百万，较之前翻了数十倍（《元史·食货志》）。增印者多被用于弥补财政收支，流入了民间交易当中。

以上自违成法的行为，致使元钞的币值惨跌。忽必烈屡次下令整治钞法，群臣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案。结果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时，元廷干脆发行了一种名为“至元钞”的新钞，并规定“至元钞”一贯抵“中统钞”五贯，变相承认物价涨了5倍（《元典章·行用至元钞法》）。可惜至元钞也没能踩住贬值的刹车，元钞的跌势继续高歌猛进，以至于民间偷偷恢复了金、银、铜等金属货币的交易。一番折腾下来，元朝纸币连维持国内信誉都困难重重，发展海外支付自然成了黄粱美梦。

（阿合马，《元史》中的著名奸臣，元世祖的施政错误常被归咎于他）

二、罪魁祸首忽必烈

在一般人的常识看来，励精图治者总是舍不得常年积累的家底，优良制度的损毁往往源自继任的败家昏君。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伐木。然而，元代钞法的朽坏却并未遵循这条历史经验，其始作俑者反而是忽必烈自己。史书在描述钞法的破败时，总喜欢归咎于阿合马等几个奸臣对忽必烈的怂恿，但这些怂恿又何尝不是为了迎合皇帝对资金的需求？

如果要给蒙古帝国的君主排一个次序，可以说除了成吉思汗外，没人能跟忽必烈叫板。从建号大元，到平定四方。忽必烈的才干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位明君，在元钞的治理上却一败涂地呢？答案很简单：忽必烈对帝国的实力过于自信，搞了太多撒钱的大项目。其中有些项目的确势在必行，有些则只出不进毫无效率。

譬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时，元军刚刚征服南宋，关于怎样处置南宋纸币的问题，就摆在了忽必烈眼前。由于南宋政权发行的会子几乎没有准备金支撑，允许会子和中统钞兑换就意味着元廷要白白损失大笔库银。忽必烈一度想废除会子，不予兑换。后经朝内一系列争论，怕南宋民众蒙受财产损失会引发叛乱，这才规定宋会五十贯可兑中统钞一贯（《元史·食货志》）。那时南宋会子的贬值已达原值的六十多倍，忽必烈的决策无疑对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不过这还算必要的开支。

（元朝频繁的海外征伐除了制造财政赤字外一无所获）

相比之下，对日本、越南、爪哇等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就显得吃力不讨好了。因大元朝铁蹄所向，南宋、缅甸等国皆被踏平。忽必烈根本不相信以自己无可匹敌的权势，会存在征服不了对手。他反复对外用兵，可惜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以日本拒不臣服为由，组织3万余人跨海攻打，结果战况不利，主动撤回。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朝又从大陆纠结起14万大军、3千余艘战船远征日本。结果丧师十余万，又狼狈失败（《元史·日本传》）。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忽必烈命镇南王脱欢、右丞相唆都等率兵征安南（时越南分南北两国，北方称安南，南方称占城），号50万众。次年大败，右丞相唆都战死。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元朝征发江浙、湖广、江西、云南等数省兵马，再征越南。次年依然大败，损失战船、粮食无数（《元史·安南传》）。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忽必烈以爪哇不敬，征发大小战船500艘，军士5千人，跨海远征爪哇。次年败绩，折兵3千余人，勉强逃归（《元史·爪哇传》）。

尽管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间，忽必烈对日本、越南、爪哇分别进行的数次征讨，均以失败告终。但他至死都在命令军队备战，仍计划着对外扩张。战争是烧钱的勾当，每次出动十余万兵力、上千艘战船，钱钞用度往往以千万计。即便像征缅甸、平漠北这样取胜的战役，所得也无法抵偿费用，更何况那些毫无利益的败仗。战争一旦耗尽国家财政，忽必烈就靠挪用准备金、增发纸币弥补。那群臣对钞法败坏当然束手无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可能有人要问，财政不足，像明朝一样增税就是了，何必偏要靠印钞敛财？需要说明是，元朝并非没有为大项目增过税，问题是增税带来的负面反馈过于迅速。民间会明显感觉到财富被税收转移，可能带来剧烈的反抗运动。而超发纸币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不是立竿见影的，往往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会普遍影响到市场物价。当民间感应到物价上涨时，这一轮财富转移早已结束，不易提前防范，所以印钞历来比增税更受统治者欢迎。

（过度的自信令忽必烈虚耗了元王朝的国力）

三、成于皇权，毁于皇权

忽必烈纸币国际化的雄心壮志，因为皇权的保驾而得以迅速推行，但想要保障元钞的币值，取信于中外，就必须留足准备金，控制发行量。皇帝的雄心壮志却又不止于元钞国际化，武功烈烈万国来朝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点缀……

既要稳定的纸币来实现海外流通的野心，又要庞大的支出去构筑宇内宾服的威望，两个在逻辑上自相背离的目标岂能兼得！

大一统皇权看似强大，能更便利地调动国内资源，干出一番丰功伟业。但这种大型工程不是没有代价的，倘若出错失败，损失也极为惊人。历史证明，高度集中地利用资源，不见得一定能带来等值的回报，往往还提高了运营风险。英明如忽必烈，尚且干出征日、征越这样虚耗民力的傻事，更遑论其他昏庸君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