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苦难时代,军人成为现代中国的进步。

文/霍安治

“我入伍当兵时,只想当一个好兵,慢慢地攒上两斤银子,把父亲接来住,吃点喝点享受享受。”民初叱咤风云的冯玉祥,常与部属畅谈少年从军的志向。他当兵不是为了报国,而是想挣上“两斤银子”。2斤是24两,可以在顺天府(今北京)乡下买一亩田。

清末民初,农村穷困。依据平民教育会《定县生活水平调查》,河北农户每年的平均净收入折成白银只有11两左右,每月不到1两银子,“两斤银子”是遥不可及的。但当兵可以轻松实现冯玉祥的梦想。当时军饷优厚,冯玉祥补上一名“副兵”,月饷白银4两2钱,扣除9钱米价,实拿3两3钱。只要老实存钱,一年存两斤银子并非难事。

当兵是高收入行业。清末北洋连年战乱,部队越来越多,却不愁兵源。只要在人群密集处打个招兵小旗,就能源源招兵,但部队风气太差,军人素质每况愈下,当兵成为遭社会鄙夷的下流行业。

1930年代,南京政府德式建军,准备抗日,而旧式军队无法担负抗日重任。当局调整饷章,使士官收入超过学校老师,掀起知识分子当兵热潮。抗战爆发前夕,军队成为走在物质文明尖端的技术性行业。战争结束后,军人一脱下军服,就是各行各业战后复兴的主力。

清末北洋当兵沦为“营混子”

西北军名将刘汝明坦然回忆从军初衷:“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戎’等等。其实不是,全然不是。我不过为了求取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刘汝明家境贫寒,一家老小以杂粮果腹。神奇的是,他17岁离家投军,只干3个月,就甩脱了穷命。“民国初年的军人待遇,不算很高,但是物价低廉,所以也就很富裕。一个列兵每月可有四两多银子的饷,什长每月有五六两之多。当时物价一袋洋面不过一块多钱,一块钱可以买几十个鸡蛋,或者七八只老母鸡……不到三个月,我已积存了十多块大洋。”

单凭士兵收入就能迅速脱贫,若更上层楼而熬成军官,收入能气倒读书人。

北洋军一个排长,月饷纹银25两,折合大洋34.7元。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学教师工资一般是20到30元左右,读书不如当兵。一个连长每月纹银60两,折合大洋83.3元,当时花旗与渣打等英美大银行的华人雇员工资一般是40块大洋,连长工资迎头赶超上海滩的高薪白领。团营级干部更直达金融业老板水平,一个中校营长月饷100两,办公费100两,一年2400两。那时开钱庄,资本5000两已属殷实,而营长干两年就可以开钱庄。

若祖上积德,升上将官,即使不贪财,单靠薪饷也能在北京二环内买房。西北军的老军需吴景南回忆冯玉祥以中将师长军饷在北京买房,都是二环内的大宅院。“冯的产业基本上只有两处,一处是船板胡同的楼房二十多间,给了他大哥。一处在西单北饽饽房十号房,二十多间,给了他次女弗伐。”

军人虽然是高收入行业,但好男还是不当兵,因为军中的风气实在太差。

“‘好人不当兵’这句话,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来的。”西北军将领许骧云回忆北洋士兵时摇头感慨,“那时候‘当兵的’的一般情况是:吃喝玩乐、嫖赌酗酒、歪戴帽、斜瞪眼、寻衅闹事。遇到打仗更好,洋枪一响,黄金万两。这种恶劣作风,在军队中普遍存在。”

清末北洋时期,军官常由士兵提升,各级军官大多是大字不识一筐的老粗。上行下效,士兵更是胡天胡地。当时士兵的既定形象是“赌色酒”,行军带骰子、驻防逛窑子、水壶打满酒,军队成为带坏青年的大染缸。即使有志气如冯玉祥,当兵之初也迷上赌,一夜输掉数月饷,赌债分期还了三年多。

好人家的子弟普遍不当兵。愿意当兵的人,大多是生活陷入绝境的贫民。于是,部队下乡招兵,不谈救国救民,却大吹当兵可以发横财的歪理。曾于西北军当兵的傅瑞瑗,生动描述当时招兵的攻心计。每到初一十五或庙会赶集,打起招兵旗,招兵官一番台词说得贫苦百姓怦然心动:“军中吃得好,穿得暖。临阵打仗就更妙了,住店不要钱,吃饭不要钱,打败敌人还有许多外快。银钱不用说,其余还有手表、戒指等物品,干吗在家里受罪。”

人若怀抱壮志从军,常要大失所望。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家境富裕,读中学得知国家忧患,慨然兴起从军救国之志,却发现同时入伍的新兵,“每个人衣帽不整,步伐不齐,游游晃晃活像一群无业游民”。大家谈起当兵志愿,“没有一个人是起自报国的动机而来投军的”。

军阀混战二十年,军人名声越来越差,募兵只好降低标准,即使年龄老大,也能当兵。西北军出身的傅瑞瑗回忆道:“四五十岁之人,若说年纪大了,不能当兵吃粮,招募的老总就说,何必这么泄气孬种,我给你二百钱,去刮刮脸剃剃须,胸脯一挺,谁说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古老中国的第一批现代化军人,他们的穿着与装备全部购于西方或日本。

抱着发横财的歪念头从军,穿上“二尺半”,即使有机会离开军队,回乡也不能安心种田,只能继续在军中干下去,成为俗称“营混子”的职业老兵。1930年代,互相厮杀打内战的数百万大军,士兵绝大多数是“营混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混子”没有信念,不管给哪位大帅打仗,都是吃粮当兵。枪声一响,败方溃散,胜方扩军,募兵小旗一插,溃散民间的“营混子”又得到安身立命的下一站。

“我募兵决不随随便便在城市里插旗招兵。决不要‘二流子’和‘营混子’。这类人不只是练不会,还会把好兵也带坏。”冯玉祥最恨“营混子”,募兵只收还留着辫子的纯朴庄稼汉。但北伐时期的西北军快速扩充到40余万,也只能降低标准。

袁世凯北洋建军时,兵员素质整齐,军中前程远大,常有秀才当兵的美谈。民初打了20年内战后,军人成为下流职业。但黄埔建军扭转长年积习,使军人再次成为受到社会尊敬的行业。

女学生愿嫁“三皮客”

黄埔建军之初,蒋介石狠抓干部素质,黄埔军校招生以中学生为主,甚至有不少大学生。

东征北伐,快速扩军,黄埔生不够用,部队各级干部大多是自称“黑埔”的行伍军官与杂牌军校生。蒋介石又大办补训班队,不厌其烦调训行伍杂牌军官。中央军校既有招收中学以上学生的“学生队”,也有招收“黑埔”军官的“学员队”。军校课程是大学水平,“黑埔”若不勤奋学文化,是没有前程的。因此,中央军的军官文化素质高,与北洋军大不相同。

拉起了干部素质,下一步是重订饷章,各级官兵全面加薪约70%。北洋军的排长月饷折合银洋是34.7元,中央军却高达60块大洋。

加薪七成是必要的。北伐结束后,长三角工商业火热增长,增加大量工作机会,到工厂打工就能致富。在无锡,一个面粉厂操作工月薪11块大洋起跳,主管可以领到60块。纺纱厂里的熟练女工,一天能挣1块大洋,打半年工,女人也能置产买田。中央军以长三角为根据地,军人待遇若输给女工,是招不到兵的。

军饷调高七成,军人到上海也吃得开。1935年于上海担任军训教官的葛明达,少校国难薪80元,另加给30元,吃住公家提供,一个月实拿110块大洋。上海物价是全国最高的,葛明达对上海的印象居然是物价低廉,居住轻松,军饷花不完,还能养几个食客。他描述舒服日子称:“那时上海物价也很低,上熟米5元1担,罗宋大菜4角1客,普通客饭2角1客。1元和菜(四菜一汤),可供5人吃喝。西服25元1套,牛皮鞋4元1双,马靴9元1双。我还没结婚,钱是用不完的,有几个老同学和穷朋友帮我花用。”

高文化、高工资的军官得到“三皮五金”的昵称。皮鞭、皮武装带与皮靴等“三皮”,展现军人的英武气概;金丝眼镜、金手表、金戒指、金臂(领)章与金袖扣等“五金”,展军人的不凡身价。“三皮客”在大城市露脸,常引来女学生的热烈追求。

“我黄埔学校,渐渐为社会人士所尊敬,更为各校女生所羡慕。南昌当时民谣,即有‘生为女儿身,愿嫁三皮客’之句。”北伐时任少校股长的帅学富也是“三皮客”,情书连收十余封,多到能选美。“在此一段时间,我们真是黄金时代。我经常接到素不相识的女学生来信。”

军官受到社会尊敬,士兵却仍是“营混子”。1929年于炮兵教导第2营当排长的黄通回忆道,中央军嫡系劲旅的士兵,大多是军阀内战养出来的“营混子”。“我们在蚌埠下火车,吃晚饭时,在院子里插一面布旗子,就有人来报到。问他以前在什么部队,他就说是张宗昌或什么部队,但也有不曾当过兵的。我们兵员不够,就这样沿途招兵,从蚌埠、徐州一路收。”

一趟由蚌埠到归德的长途行军,员额轻松补齐,“营混子”稍加调教,一个星期就能上战场,建军多快好省。然而,“营混子”也带来了北洋军的恶劣风气:长官要求稍严,战场上动辄挨黑枪;部队白天行军,晚上聚赌。黄通排上的中士班长大赌一夜,十只手指全戴上金戒指,再赌三天,只剩一枚,索性拉着下士班长一起当逃兵。

“他们干什么呀?做土匪去了!我们沿途招来的兵,其中就有土匪。”黄通感慨道,“带老兵,真的带兵如带火。”

曾国藩说得好,“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多金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招募“营混子”多快好省,但不耐苦战,注定打不过日寇。只有刷新士兵素质,才能对日作战,革新的关键就在于原本不受重视的士官。

上士收入超过中学老师

军中阶级分为军官、士官与士兵三级。北洋军认为士官是兵不是官,是造成“营混子”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洋军重视军官,一个最小的排长,在前清是正七品,与知县平起平坐。军官与士兵的军饷也刻意拉开距离,排长月饷纹银25两,正兵只有4.5两,相差五倍半。夹在中间的士官是兵不是官,军饷顺着士兵级数递增。副目(副班长)4.8两,正目(班长)5.1两,大致与工厂操作工相当,吸引不了知识青年,故士官普遍由不识字的老兵提升。

晚清的旧式军人,他们即将或正在被时代淘汰。

中央军大幅加薪,最低阶的二等兵,月饷由北洋时期的5.83元(白银4两2钱),大幅调升到10块大洋。相比之下,北洋军正目的月饷只有7元,新制二等兵军饷竟超过北洋军的班长。毫无疑问,在中央军当兵很神气。

曾于两淮缉私总队当二等兵的谭继禹回忆道,月饷10块大洋,扣6元伙食费,每10天结一次5角伙尾,再加3角草鞋费,每月实拿5.8元,小兵竟被商人当成财神。“沪产金星钢笔及火车头牌挂表,每只售价1元。士兵人人有笔有表,假日外出穿自购鞋袜、斜纹布军服,昂首挺胸,自觉神气,商店居民视为富贵兵,以迎财神的心情作揖打恭,欢迎光临……以后升到上等兵,又多领两块银元,月月用不完,就经常买些海产干货寄回家。”

新饷章的士官军饷,仍按照士兵等级递增,但基数调高七成。士官收入暴增,上士20块大洋、中士16块、下士14块。当时,中小学教师月工资只有10至30块大洋,士官军饷相当于学校老师。

清末民初广设学校,但学校所学与社会需求脱节,知识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学历只有中小学或私塾读经的中等知青找饭碗更难。中等知青的最佳出路,是回到学校谋一份教职。只是僧多粥少,当时的中小学每半年重聘一次教师,六月与腊月发聘季节,老师争抢岗位,时人称为“六腊战争”。

新制士官的高收入,为中等知青点亮明灯。考军校当军官,要有中学以上文凭,而且竞争激烈,但下部队当兵只要按个手印。熬成士官,远比在学校打六腊战争有出息。大量知青涌入军中当兵。

“如果能熬到中士班长,除去每月6元伙食费之外,还剩9元,可以抵得上一个小学教员的待遇,所以志愿当兵者多。”1933年到第87师当兵的丁永安读了多年私塾,肚里有墨水,却没有正式学历,在社会上低不成高不就,索性当兵。“闯好了,斜挂武装带,足蹬大马靴,效法他人衣锦还乡。闯坏了,咔嚓一声,提早向阎王殿报到,人生终有那么一日,何必瞻前顾后。”

“九·一八”后明耻教战,改用《国难饷章》,打折发饷。军官打五到七折,但士官与士兵只打八折。上士15元、中士13元、下士11元,仍然保持在教师工资的水平。国难方殷,知青投军更为热烈。初中肄业的张晴光读报得知长城抗战,感觉国家有难,拉着3个同学当兵,但士官缺已满,4个初中肆业生只好从上等兵干起。

知识青年的当兵热潮,是德械整军的成功主因。早年军阀混战,上战场只要步枪上刺刀,一鼓作气冲锋陷阵。冲锋前灌三两烧酒壮胆,傻瓜也能当班长。但新形态的抗日战争,需要高水平的士官,才能操作复杂的兵器,进行高难度的战斗指挥。源源投军的知识青年,适时补上军事升级的人力缺口。

只念过私塾的丁永安,当兵一年就升下士。第87师新编德式哈以哈步榴炮连,传统山炮以标尺觇孔与准星瞄准,会开枪就会开炮,新式步榴炮却要摆在山坡背后,向无法直接目视的敌军“超越射击”,需要编制能看懂《密位对数表》的计算士。丁永安下士打仗不拼刺刀,但他手上的一支铅笔胜过百杆刺刀枪。

张晴光当兵不到一年,升任迫击炮连上士排副。新式的国造82迫击炮以角度钣定方位,只有在小学读过圆周率的人才看得懂6400密位分划。

当兵有前途,人力素质迅速进步。张晴光接了一班新兵,全是羡慕高薪而来的码头工人,居然没有一个兵混子,更有两人识字。

军人的上进心推动文明进步

德式整军使部队改头换面。德式钢盔与黄呢军装等英挺形象,时常登上《良友》等主流媒体首页,社会大众开始尊敬“丘八”,就连时髦小姐也不敢小看大兵。

中央军校毕业的魏化灏,回忆了在南京郊区野外演习的趣事。他的同学段宏经腿伤,魏化灏陪同学搭公交车回南京。军人野外作训时穿棉军装,一身臭汗泥巴,引起隔临美女嫌恶。段宏经感觉到鄙夷眼光,索性离开座位,坐在地板上,全车乘客侧目以视。魏化灏急问,段宏经回答道:“汽车上没有头等二等,像我们这样又脏又臭的丘八,只够资格坐三等。你看坐在我隔邻这位小姐,老是怕我沾染了她,所以干脆自爱一点。”

“我们身上的灰布棉衣,穿了两年,因为天天出操野外,确是脏而且破。我穿的那套,全身大小有17个补丁。让人看起来,真像叫花子。”魏化灏谈起灰布棉衣制服。

破烂棉大衣上没有领章,看起来就是个穷酸大兵。全车乘客却自动为段宏经叫屈,以眼光谴责美女。“听他一说,大家都向那位穿着入时的小姐看,那位小姐被大家看得双颊绯红,尴尬之极……当时在南京,大家对军人是相当尊敬,并没有看不起我们这些花子兵。”

1930年代的中国,大致仍是农业社会。若要对日作战,军队必须大踏步赶上工业强国的物质水平,军人便迅速成为物质文明的开路先锋。民间交通工具还是扁担与骡马大车,德式新军改用奔驰卡车建立辎重部队,大批中小学等级知青补上驾驶兵与机工的人力缺口。寻常老百姓大多不会写字,军中通信连的技术军士却要熟习洋文字母,做到“每分钟收发中文电报阿拉伯字母110字,英文120字”,只有初中程度才能胜任。

高素质的士官,不但成功推动德式建军,更改变了部队风气。张晴光当排副时,要求士兵每天认两个生字,写毛笔大字一张,又亲自讲解英雄传记故事,督促熟读步兵操典与阵中勤务令,使班兵成为“有进取心之好士兵”。一班新兵人人勤奋学习,一半抗日牺牲,幸存的一半全升军官。

抗战军兴,兵种分工更为细腻,武器装备更为复杂,但法币贬值使军人沦为赤贫阶级,壮丁五花大绑抓进兵营,人力素质跌落谷底。然而,部队仍然志气昂扬。一个草鞋大兵,军装破烂,满身疥疮,但干粮袋里也许装着英汉字典,勤奋准备留美考试。

打败了日寇,军人回到民间,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一个小学程度的驾驶兵,退伍后就是运输行老板。一个维修飞机的机械士,进社会就是民航公司的技术骨干。

“我们能屹立于动荡的苦难时代,乃个人自我进修,力争上游所致。”一位黄埔老兵在军校毕业五十周年纪念集上总结同学们的奋斗经历,发现年少时一起打臭虫吃大锅饭的袍泽,在社会各界都建立了成功事业。从作家、商人、企业家、工程师、艺术家到大学教授,军人成为现代中国的进步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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