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民国青年专题之民国当兵有多赚钱？有人光凭月薪就能在北京二环内买房…

在动荡的苦难时代，军人成为现代中国的进步。

文／霍安治

“我入伍当兵时，只想当一个好兵，慢慢地攒上两斤银子，把父亲接来住，吃点喝点享受享受。”民初叱咤风云的冯玉祥，常与部属畅谈少年从军的志向。他当兵不是为了报国，而是想挣上“两斤银子”。2斤是24两，可以在顺天府（今北京）乡下买一亩田。

清末民初，农村穷困。依据平民教育会《定县生活水平调查》，河北农户每年的平均净收入折成白银只有11两左右，每月不到1两银子，“两斤银子”是遥不可及的。但当兵可以轻松实现冯玉祥的梦想。当时军饷优厚，冯玉祥补上一名“副兵”，月饷白银4两2钱，扣除9钱米价，实拿3两3钱。只要老实存钱，一年存两斤银子并非难事。

当兵是高收入行业。清末北洋连年战乱，部队越来越多，却不愁兵源。只要在人群密集处打个招兵小旗，就能源源招兵，但部队风气太差，军人素质每况愈下，当兵成为遭社会鄙夷的下流行业。

1930年代，南京政府德式建军，准备抗日，而旧式军队无法担负抗日重任。当局调整饷章，使士官收入超过学校老师，掀起知识分子当兵热潮。抗战爆发前夕，军队成为走在物质文明尖端的技术性行业。战争结束后，军人一脱下军服，就是各行各业战后复兴的主力。

清末北洋当兵沦为“营混子”

西北军名将刘汝明坦然回忆从军初衷：“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戎’等等。其实不是，全然不是。我不过为了求取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刘汝明家境贫寒，一家老小以杂粮果腹。神奇的是，他17岁离家投军，只干3个月，就甩脱了穷命。“民国初年的军人待遇，不算很高，但是物价低廉，所以也就很富裕。一个列兵每月可有四两多银子的饷，什长每月有五六两之多。当时物价一袋洋面不过一块多钱，一块钱可以买几十个鸡蛋，或者七八只老母鸡……不到三个月，我已积存了十多块大洋。”

单凭士兵收入就能迅速脱贫，若更上层楼而熬成军官，收入能气倒读书人。

北洋军一个排长，月饷纹银25两，折合大洋34.7元。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学教师工资一般是20到30元左右，读书不如当兵。一个连长每月纹银60两，折合大洋83.3元，当时花旗与渣打等英美大银行的华人雇员工资一般是40块大洋，连长工资迎头赶超上海滩的高薪白领。团营级干部更直达金融业老板水平，一个中校营长月饷100两，办公费100两，一年2400两。那时开钱庄，资本5000两已属殷实，而营长干两年就可以开钱庄。

若祖上积德，升上将官，即使不贪财，单靠薪饷也能在北京二环内买房。西北军的老军需吴景南回忆冯玉祥以中将师长军饷在北京买房，都是二环内的大宅院。“冯的产业基本上只有两处，一处是船板胡同的楼房二十多间，给了他大哥。一处在西单北饽饽房十号房，二十多间，给了他次女弗伐。”

军人虽然是高收入行业，但好男还是不当兵，因为军中的风气实在太差。

“‘好人不当兵’这句话，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来的。”西北军将领许骧云回忆北洋士兵时摇头感慨，“那时候‘当兵的’的一般情况是：吃喝玩乐、嫖赌酗酒、歪戴帽、斜瞪眼、寻衅闹事。遇到打仗更好，洋枪一响，黄金万两。这种恶劣作风，在军队中普遍存在。”

清末北洋时期，军官常由士兵提升，各级军官大多是大字不识一筐的老粗。上行下效，士兵更是胡天胡地。当时士兵的既定形象是“赌色酒”，行军带骰子、驻防逛窑子、水壶打满酒，军队成为带坏青年的大染缸。即使有志气如冯玉祥，当兵之初也迷上赌，一夜输掉数月饷，赌债分期还了三年多。

好人家的子弟普遍不当兵。愿意当兵的人，大多是生活陷入绝境的贫民。于是，部队下乡招兵，不谈救国救民，却大吹当兵可以发横财的歪理。曾于西北军当兵的傅瑞瑗，生动描述当时招兵的攻心计。每到初一十五或庙会赶集，打起招兵旗，招兵官一番台词说得贫苦百姓怦然心动：“军中吃得好，穿得暖。临阵打仗就更妙了，住店不要钱，吃饭不要钱，打败敌人还有许多外快。银钱不用说，其余还有手表、戒指等物品，干吗在家里受罪。”

人若怀抱壮志从军，常要大失所望。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家境富裕，读中学得知国家忧患，慨然兴起从军救国之志，却发现同时入伍的新兵，“每个人衣帽不整，步伐不齐，游游晃晃活像一群无业游民”。大家谈起当兵志愿，“没有一个人是起自报国的动机而来投军的”。

军阀混战二十年，军人名声越来越差，募兵只好降低标准，即使年龄老大，也能当兵。西北军出身的傅瑞瑗回忆道：“四五十岁之人，若说年纪大了，不能当兵吃粮，招募的老总就说，何必这么泄气孬种，我给你二百钱，去刮刮脸剃剃须，胸脯一挺，谁说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古老中国的第一批现代化军人，他们的穿着与装备全部购于西方或日本。

抱着发横财的歪念头从军，穿上“二尺半”，即使有机会离开军队，回乡也不能安心种田，只能继续在军中干下去，成为俗称“营混子”的职业老兵。1930年代，互相厮杀打内战的数百万大军，士兵绝大多数是“营混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混子”没有信念，不管给哪位大帅打仗，都是吃粮当兵。枪声一响，败方溃散，胜方扩军，募兵小旗一插，溃散民间的“营混子”又得到安身立命的下一站。

“我募兵决不随随便便在城市里插旗招兵。决不要‘二流子’和‘营混子’。这类人不只是练不会，还会把好兵也带坏。”冯玉祥最恨“营混子”，募兵只收还留着辫子的纯朴庄稼汉。但北伐时期的西北军快速扩充到40余万，也只能降低标准。

袁世凯北洋建军时，兵员素质整齐，军中前程远大，常有秀才当兵的美谈。民初打了20年内战后，军人成为下流职业。但黄埔建军扭转长年积习，使军人再次成为受到社会尊敬的行业。

女学生愿嫁“三皮客”

黄埔建军之初，蒋介石狠抓干部素质，黄埔军校招生以中学生为主，甚至有不少大学生。

东征北伐，快速扩军，黄埔生不够用，部队各级干部大多是自称“黑埔”的行伍军官与杂牌军校生。蒋介石又大办补训班队，不厌其烦调训行伍杂牌军官。中央军校既有招收中学以上学生的“学生队”，也有招收“黑埔”军官的“学员队”。军校课程是大学水平，“黑埔”若不勤奋学文化，是没有前程的。因此，中央军的军官文化素质高，与北洋军大不相同。

拉起了干部素质，下一步是重订饷章，各级官兵全面加薪约70%。北洋军的排长月饷折合银洋是34.7元，中央军却高达60块大洋。

加薪七成是必要的。北伐结束后，长三角工商业火热增长，增加大量工作机会，到工厂打工就能致富。在无锡，一个面粉厂操作工月薪11块大洋起跳，主管可以领到60块。纺纱厂里的熟练女工，一天能挣1块大洋，打半年工，女人也能置产买田。中央军以长三角为根据地，军人待遇若输给女工，是招不到兵的。

军饷调高七成，军人到上海也吃得开。1935年于上海担任军训教官的葛明达，少校国难薪80元，另加给30元，吃住公家提供，一个月实拿110块大洋。上海物价是全国最高的，葛明达对上海的印象居然是物价低廉，居住轻松，军饷花不完，还能养几个食客。他描述舒服日子称：“那时上海物价也很低，上熟米5元1担，罗宋大菜4角1客，普通客饭2角1客。1元和菜（四菜一汤），可供5人吃喝。西服25元1套，牛皮鞋4元1双，马靴9元1双。我还没结婚，钱是用不完的，有几个老同学和穷朋友帮我花用。”

高文化、高工资的军官得到“三皮五金”的昵称。皮鞭、皮武装带与皮靴等“三皮”，展现军人的英武气概；金丝眼镜、金手表、金戒指、金臂（领）章与金袖扣等“五金”，展军人的不凡身价。“三皮客”在大城市露脸，常引来女学生的热烈追求。

“我黄埔学校，渐渐为社会人士所尊敬，更为各校女生所羡慕。南昌当时民谣，即有‘生为女儿身，愿嫁三皮客’之句。”北伐时任少校股长的帅学富也是“三皮客”，情书连收十余封，多到能选美。“在此一段时间，我们真是黄金时代。我经常接到素不相识的女学生来信。”

军官受到社会尊敬，士兵却仍是“营混子”。1929年于炮兵教导第2营当排长的黄通回忆道，中央军嫡系劲旅的士兵，大多是军阀内战养出来的“营混子”。“我们在蚌埠下火车，吃晚饭时，在院子里插一面布旗子，就有人来报到。问他以前在什么部队，他就说是张宗昌或什么部队，但也有不曾当过兵的。我们兵员不够，就这样沿途招兵，从蚌埠、徐州一路收。”

一趟由蚌埠到归德的长途行军，员额轻松补齐，“营混子”稍加调教，一个星期就能上战场，建军多快好省。然而，“营混子”也带来了北洋军的恶劣风气：长官要求稍严，战场上动辄挨黑枪；部队白天行军，晚上聚赌。黄通排上的中士班长大赌一夜，十只手指全戴上金戒指，再赌三天，只剩一枚，索性拉着下士班长一起当逃兵。

“他们干什么呀？做土匪去了！我们沿途招来的兵，其中就有土匪。”黄通感慨道，“带老兵，真的带兵如带火。”

曾国藩说得好，“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多金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招募“营混子”多快好省，但不耐苦战，注定打不过日寇。只有刷新士兵素质，才能对日作战，革新的关键就在于原本不受重视的士官。

上士收入超过中学老师

军中阶级分为军官、士官与士兵三级。北洋军认为士官是兵不是官，是造成“营混子”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洋军重视军官，一个最小的排长，在前清是正七品，与知县平起平坐。军官与士兵的军饷也刻意拉开距离，排长月饷纹银25两，正兵只有4.5两，相差五倍半。夹在中间的士官是兵不是官，军饷顺着士兵级数递增。副目（副班长）4.8两，正目（班长）5.1两，大致与工厂操作工相当，吸引不了知识青年，故士官普遍由不识字的老兵提升。

晚清的旧式军人，他们即将或正在被时代淘汰。

中央军大幅加薪，最低阶的二等兵，月饷由北洋时期的5.83元（白银4两2钱），大幅调升到10块大洋。相比之下，北洋军正目的月饷只有7元，新制二等兵军饷竟超过北洋军的班长。毫无疑问，在中央军当兵很神气。

曾于两淮缉私总队当二等兵的谭继禹回忆道，月饷10块大洋，扣6元伙食费，每10天结一次5角伙尾，再加3角草鞋费，每月实拿5.8元，小兵竟被商人当成财神。“沪产金星钢笔及火车头牌挂表，每只售价1元。士兵人人有笔有表，假日外出穿自购鞋袜、斜纹布军服，昂首挺胸，自觉神气，商店居民视为富贵兵，以迎财神的心情作揖打恭，欢迎光临……以后升到上等兵，又多领两块银元，月月用不完，就经常买些海产干货寄回家。”

新饷章的士官军饷，仍按照士兵等级递增，但基数调高七成。士官收入暴增，上士20块大洋、中士16块、下士14块。当时，中小学教师月工资只有10至30块大洋，士官军饷相当于学校老师。

清末民初广设学校，但学校所学与社会需求脱节，知识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学历只有中小学或私塾读经的中等知青找饭碗更难。中等知青的最佳出路，是回到学校谋一份教职。只是僧多粥少，当时的中小学每半年重聘一次教师，六月与腊月发聘季节，老师争抢岗位，时人称为“六腊战争”。

新制士官的高收入，为中等知青点亮明灯。考军校当军官，要有中学以上文凭，而且竞争激烈，但下部队当兵只要按个手印。熬成士官，远比在学校打六腊战争有出息。大量知青涌入军中当兵。

“如果能熬到中士班长，除去每月6元伙食费之外，还剩9元，可以抵得上一个小学教员的待遇，所以志愿当兵者多。”1933年到第87师当兵的丁永安读了多年私塾，肚里有墨水，却没有正式学历，在社会上低不成高不就，索性当兵。“闯好了，斜挂武装带，足蹬大马靴，效法他人衣锦还乡。闯坏了，咔嚓一声，提早向阎王殿报到，人生终有那么一日，何必瞻前顾后。”

“九·一八”后明耻教战，改用《国难饷章》，打折发饷。军官打五到七折，但士官与士兵只打八折。上士15元、中士13元、下士11元，仍然保持在教师工资的水平。国难方殷，知青投军更为热烈。初中肄业的张晴光读报得知长城抗战，感觉国家有难，拉着3个同学当兵，但士官缺已满，4个初中肆业生只好从上等兵干起。

知识青年的当兵热潮，是德械整军的成功主因。早年军阀混战，上战场只要步枪上刺刀，一鼓作气冲锋陷阵。冲锋前灌三两烧酒壮胆，傻瓜也能当班长。但新形态的抗日战争，需要高水平的士官，才能操作复杂的兵器，进行高难度的战斗指挥。源源投军的知识青年，适时补上军事升级的人力缺口。

只念过私塾的丁永安，当兵一年就升下士。第87师新编德式哈以哈步榴炮连，传统山炮以标尺觇孔与准星瞄准，会开枪就会开炮，新式步榴炮却要摆在山坡背后，向无法直接目视的敌军“超越射击”，需要编制能看懂《密位对数表》的计算士。丁永安下士打仗不拼刺刀，但他手上的一支铅笔胜过百杆刺刀枪。

张晴光当兵不到一年，升任迫击炮连上士排副。新式的国造82迫击炮以角度钣定方位，只有在小学读过圆周率的人才看得懂6400密位分划。

当兵有前途，人力素质迅速进步。张晴光接了一班新兵，全是羡慕高薪而来的码头工人，居然没有一个兵混子，更有两人识字。

军人的上进心推动文明进步

德式整军使部队改头换面。德式钢盔与黄呢军装等英挺形象，时常登上《良友》等主流媒体首页，社会大众开始尊敬“丘八”，就连时髦小姐也不敢小看大兵。

中央军校毕业的魏化灏，回忆了在南京郊区野外演习的趣事。他的同学段宏经腿伤，魏化灏陪同学搭公交车回南京。军人野外作训时穿棉军装，一身臭汗泥巴，引起隔临美女嫌恶。段宏经感觉到鄙夷眼光，索性离开座位，坐在地板上，全车乘客侧目以视。魏化灏急问，段宏经回答道：“汽车上没有头等二等，像我们这样又脏又臭的丘八，只够资格坐三等。你看坐在我隔邻这位小姐，老是怕我沾染了她，所以干脆自爱一点。”

“我们身上的灰布棉衣，穿了两年，因为天天出操野外，确是脏而且破。我穿的那套，全身大小有17个补丁。让人看起来，真像叫花子。”魏化灏谈起灰布棉衣制服。

破烂棉大衣上没有领章，看起来就是个穷酸大兵。全车乘客却自动为段宏经叫屈，以眼光谴责美女。“听他一说，大家都向那位穿着入时的小姐看，那位小姐被大家看得双颊绯红，尴尬之极……当时在南京，大家对军人是相当尊敬，并没有看不起我们这些花子兵。”

1930年代的中国，大致仍是农业社会。若要对日作战，军队必须大踏步赶上工业强国的物质水平，军人便迅速成为物质文明的开路先锋。民间交通工具还是扁担与骡马大车，德式新军改用奔驰卡车建立辎重部队，大批中小学等级知青补上驾驶兵与机工的人力缺口。寻常老百姓大多不会写字，军中通信连的技术军士却要熟习洋文字母，做到“每分钟收发中文电报阿拉伯字母110字，英文120字”，只有初中程度才能胜任。

高素质的士官，不但成功推动德式建军，更改变了部队风气。张晴光当排副时，要求士兵每天认两个生字，写毛笔大字一张，又亲自讲解英雄传记故事，督促熟读步兵操典与阵中勤务令，使班兵成为“有进取心之好士兵”。一班新兵人人勤奋学习，一半抗日牺牲，幸存的一半全升军官。

抗战军兴，兵种分工更为细腻，武器装备更为复杂，但法币贬值使军人沦为赤贫阶级，壮丁五花大绑抓进兵营，人力素质跌落谷底。然而，部队仍然志气昂扬。一个草鞋大兵，军装破烂，满身疥疮，但干粮袋里也许装着英汉字典，勤奋准备留美考试。

打败了日寇，军人回到民间，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一个小学程度的驾驶兵，退伍后就是运输行老板。一个维修飞机的机械士，进社会就是民航公司的技术骨干。

“我们能屹立于动荡的苦难时代，乃个人自我进修，力争上游所致。”一位黄埔老兵在军校毕业五十周年纪念集上总结同学们的奋斗经历，发现年少时一起打臭虫吃大锅饭的袍泽，在社会各界都建立了成功事业。从作家、商人、企业家、工程师、艺术家到大学教授，军人成为现代中国的进步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