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短命王朝、历史的贡献跨越千年引领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两对著名的长短王朝组合,一个叫浓,一个叫唐。

秦隋短命,而汉唐则长寿,这一短一长之间,几乎就形成了中国历史的断代分水岭和政治制度之变革。

短命之秦朝,上承三代春秋战国,下启两汉魏晋南北朝。

短命之隋朝,上承南北朝之动乱,下启唐宋元明清。

(中国朝代表)

这两个朝代,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时间虽然短暂,却成就了后续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沿革。

秦始皇创立的秦制,为后续的汉朝及各个朝代所沿袭,郡县制的影子几乎贯穿中国历史。

而隋文帝创造的隋制,也为汉朝以后的各个朝代所遵循。仅仅三省六部制这一政治组成,就直到帝制快终结时代依然存在。他的余荫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惠及后世数千年。

由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朝代的短命,而忽略他们的存在。

隋朝在存在的仅仅30多年间,创造了无数的辉煌,说其主导后续千年多的历史也不为过。

而这其中,有几件拥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也不得不说,因为他们都“祸在当下,功在千秋”。成为隋帝国灭亡的导火索,也成了中国封建制度走向高峰期的助推器。

(短短30年,功在千秋,祸在当时)

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就是隋朝起开始完善创立的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六部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与政治制度上的一次创举,虽然三省的概念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可是真正创建并成为定制确是隋朝时期。

在隋朝之前,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成就中华第一帝国秦开始,历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是沿袭的秦国政治制度,除了少部分外族建立的政权特立独行之外,无一列外都是施行的秦帝国官制。

(秦朝官制)

秦国官制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金字塔结构!

居于最高点的当然是帝国皇帝,在帝国皇帝之下的是三个最高官职,即所谓三公。

三公中以主管全国政治事物的丞相为首,以主管全国军事的太尉次之,最后一个就属于中央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

在三公之后,则是归于丞相管辖范围内的中尉与九卿,九卿之下则是各个地方郡县的官员。

这一套制度,在各个朝代各个时间段叫法虽多有不同。比如汉朝时三公就变成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可其中的关键,丞相的功能几乎没变过。都是统领百官处理全国重要政治事物的官职。

(丞相主百官,权利过大)

也因此才有汉朝魏晋时期,政权权利过大的代表人物,如曹操,诸葛亮,霍光这样人物的出现。

当时丞相的作用,如用一句话形容就是:

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即所谓的“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这权利之大,也由此引发一个弊端,那就是相权过重,危及王权。(汉武帝时期就做过分化丞相权利的改革可惜治标不治本)

在隋朝建立之后,面对这样历史沿袭下来的政治弊端,隋文帝在广泛研究和总结北周六官制和汉朝魏晋官制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官制!

(后世制度都为隋朝制度之变种)

那就是著名的“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与中国历史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的存在进一步的分化了丞相的权利,三省长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丞相,就此相权被一分为三。

其次:这三省的职责还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进而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三角政治格局。

最后:基于三角政治格局的长生,皇权成了超然的存在,而行政效率也因为三权分立,获得了提高,相权过大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可惜这样的好制度,在隋朝却没有成为隋长寿的助力,反而因为激进的制度改革,引发隋朝皇权的同盟者,关陇贵族之不满,在隋末风云变化的大时代中。这股不满最后成了造反的因素之一,隋朝灭亡因素也有三省六部制的影响在内!

(三省六部制也是隋朝灭亡原因)

可是隋朝的灭亡,并没有阻隔历史车轮前进的脚步。

吸取隋朝教训的唐朝并没有摈弃三省六部制,反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三省六部制度,这一新生政治体制的出现,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后续的历史中不断延伸影响力,直到明朝时期。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罢黜了宰相和中书省,并不断提高六部的地位。

三省六部制才出现阶段性变化,明朝灭亡时,清随明制,也继承了三省六部政策并依据此改良官制,不过三省六部制度的精髓依然存在。

直到清朝灭亡前夕,三省六部制度才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走下历史舞台。

从西汉时期出现雏形,到隋朝初步奠定基础,到唐朝的完善,宋元明清的承接,三省六部制度持续1300多年,几乎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久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隋朝对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的贡献由此可见!

(中央集权王朝离不开三省六部)

其次,由权贵政治到庶民政治的转折期,私学的兴起与科举的出现!

纵观中国历史,隋唐之前,可以称呼为权贵政治时代,只是这权贵的含义不同!

在先秦以前,权贵阶级的含义,莫不是以血统延伸,或是以宗亲为纽带,以周礼分封制为基础进而形成的权贵阶级政治体制。

比如夏商周三代,号称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时期。

可是其实质不过是正儿八经的封建制时代,夏商两代君王可称呼为名义上的国家首领,那时候的政治决策者,也从不是平民而是诸侯们,这些诸侯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特点!

夏朝商朝时期,他们都是以部落为纽带血脉为传承,到了周朝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设定出现。

那就是周礼的诞生,在周礼制约下,在周王等级分封制度之下,才有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划分,以及紧随其下出现的诸侯国内部分封制。

(周礼应该算中国最早的成型政治制度)

这分封制度的存在,让周朝拥有800年国祚,也让中国历史走向了权贵政治。

随春秋战国战乱时代的开始,随着生产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国时代的无数变法图强运动。

其实质是生产力发展之后的新兴阶级地主阶级权利诉求的体现,他们为了政治权利,向古典权贵时代的遗留物发起冲击最后取而代之,成就了新时代的到来。

而古典权贵阶级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标志就是项羽的自刎和刘邦的成功。

(项羽之死旧贵族彻底消亡)

汉朝的建立,标志着属于《周礼》的政治制度被终结。

中国历史,开始走向豪强大地主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和皇权共治的世代。

这个时代延续上千年,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开始酝酿,到西汉末年王莽代汉时候开始成型,在东汉借助小皇帝迭起的现实走上历史的舞台,进而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成了历史的主角,并在南北朝时期成为汉文化地区的主流状态。

(高平陵政变世家大族上位)

“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而历史的车轮有其惯性,随着南北朝的消亡,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慢慢消退。

但是权贵政治却没有终结,而是有了一个继承集团出现,这就是依托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遗症出现,因六镇暴动而成型,通过西魏“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而产生的关陇贵族集团。

关陇贵族集团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贵族势力,也是最后的权贵阶级,在这个集团内部出现了三个王朝,北周元氏,隋朝杨氏,和唐朝李氏。

(历经三朝的中国最后贵族集团)

左右中国历史进程200多年,也算影响非常深远!

常规来看,关陇贵族势力被消灭,无数人都归功于唐朝,归功于武则天,这当然没错,武则天杀长孙无忌代表这个集团的灭亡。

可是要说根源在哪,还是绕不开隋朝!

隋朝首创开科取士的科举制,被称作中国管制选拔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可是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就是隋朝对于教育的重视和私学的兴起,进而让权贵与大族们,不再垄断与掌握文化知识,而这才是后续唐朝科举制能成功的关键。

(私学兴起,文化不再被垄断)

隋朝为唐朝的科举制打下了群众基础,这就是隋朝的贡献。

隋文帝初年和隋炀帝初年都非常重视教育工作,采取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加强学校管理,推进学校建设之外,还不断促进私学的发展。

《隋书》--《儒林-包恺传》载:“尔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这段话的重点就是:

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而这不是隋朝的特列反而是常态。

由此引申出的,就是隋朝的公学教育和私学教育之发达。

随着这批学生成才之后,必然也会成为科举的支持者。只不过这果实没有被隋朝给收获,反而便宜了唐朝,私学在隋朝的兴起。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权贵阶级掌握知识的大局,却让这大局出现了缺口,也为后来唐朝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成为主流种下了因果。

随着这因的种下,才有后续的关陇贵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中国由此走上庶民政治时代这样大事的发生,隋朝之贡献,可谓鲜为人知又功不可没。

(最后的贵族退出历史舞台)

再次就是暴政对中国历史的好处!

那就是著名的营建东都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着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东都就是今日之洛阳,早在两汉时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是在南北朝乱世之中却饱受摧残,北方经济也因为战乱而受损严重。

隋朝建国之后,长安城已在长期战乱中残破不堪,早已没有了往昔的风采。

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为了恢复北方经济,皆进行了无数次的水道建设,开拓了无数运河和漕运通道,为的就是恢复北方经济,并稳固关中地区的统治。

(关中与关西)

秦汉时期,关中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格局的中心地带,关陇贵族的基本盘也在关中地区,也因此才有隋朝的定都长安。

但是基于政治需要的定都策略,其实并不符合与当时的时局和需要,由此才有了隋炀帝营建东都事件之出现。

营建东都,在历史上被称为横征暴敛之代表事件,可与政治需求而言,确是势在必行的善政。

东都的建立,并随着京杭大运河与漕运的延伸,让关中地区(长安)和关东地区(洛阳)和长江淮河流域连成一体,除了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外,还促进了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步伐,以经济的不断发展。

(京杭大运河)

随关中关东与江南水上运输渠道建立和大运河的开拓,中国历史开始崭新一页。

而且营建东都和京杭大运河,其实也是经过精心规划的。

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炀帝首先下令修复了连接长安的下广通渠,后来又重新疏浚了邗沟,名山阳渎。将古长安的漕运和西进与南下的第一步完成了。

这第一步完成之后,就是隋炀帝上任之后的营建东都,重修洛阳之后的隋炀帝,也和老爹一样,对漕运和运河建设非常重视,在完成洛阳建设和漕运建设之后。

隋炀帝还下令,将全国各个州府的富户迁入洛阳,直接结果就是长安的作用被洛阳替代,成为当时中国的中心。

(隋朝洛阳城)

做完前期工作后,隋炀帝终于在公元605年的大业元年,开始修筑大运河。

先是开通济渠,后又从洛阳西苑引穀、洛水入河,同时重浚拓宽江淮间运河邗沟,随后又在三年后的公元608年向北开凿永济渠,直达涿郡(今北京)。公元610年,又开凿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的江南河。

经历26年时间,通过隋文帝隋炀帝两任帝王的努力,开浚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营造出了西抵长安,北达涿郡,南至余杭,两千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建立,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层面还有政治层面。

经历南北朝分裂动乱局面,统一中国的隋朝,虽然将中国完成了一统,可确实形式上的统一,当时南北地区联系并不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

营建东都,迁移富户,让天下中心成为洛阳之后,在顺势进行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让洛阳成为天下水路漕运运输的中心。

(一条大运河成就中国)

借助洛阳沟通关中,坐镇关西,下控中原,连接江南的地理位置优势,才有了中国真正的经济格局统一,就此中国的南北交融和沟通才变得密不可分起来。

可惜的是,隋朝并没有享受到这个运河带来的贡献,反而因运河的营造,背负了无数的经济负担和民心背叛,最后短寿而亡。

白白便宜了继承者唐宋元明清!

可以说,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承了隋朝的恩惠,隋朝之后,南北漕运成了中国水路运输的经济命脉。

南方的粮食运输到北方,走陆运成本高,费时费力,走漕运则事半功倍。

因为漕运的兴起,一批商业城市也在运河两端成型,比如著名的扬州城就是如此,从唐代开始走向繁荣,在宋元时期成了经济重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真实写照。

至于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杭州城那就更不得了,从唐朝开始借助漕运走向繁荣的,中唐后,杭州成为“东南名郡”,后世几乎都号称“天堂”几乎成为繁荣的代名词,今日也如此。

(清明上河图)

至于运河沿岸的其他城市就更是数不胜数,北宋都城开封不就是如此吗?

一首传世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宋代繁荣的体现,这繁荣不都是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功劳吗?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隋朝真是悲催的嫁衣制造专业户。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就是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

很多时候,人们都不理解为何隋炀帝要不断讨伐高句丽这样一个小国,其实这也是历史的误读。

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存在三大强国,也可以说是东北亚三国志。

排第一的当然是隋帝国,这毋庸置疑。排名第二的就是突厥帝国,这排名第三的就是高句丽。

当时的高句丽并不是小国,反而是一个野心勃勃充满潜力的大国,要不隋炀帝也不会三征高句丽最后还没战而胜之。

(东北亚三国志)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在东北亚地区存在的强权,特别是北方强权,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南下,突厥如此,高句丽当然也如此,所以征讨并不是错。

相对于偏居北方的突厥而言,这高句丽更靠近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且随着南北运河的勾连,这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如果高句丽发展起来,其实威胁比突厥帝国更大。

后世的女真金国,和后金都是这威胁的体现,他们都兴起与东北亚的白山黑水之间。因此可见隋炀帝的深谋远虑。

(后世东北威胁比北方更大)

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东北方威胁,打高句丽势在必行,因为突厥在隋朝时期还相对老实。

他们的兴起和冒头甚至进攻都是隋末动乱之后和唐朝初年。

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次次失败,最后反而引发大规模起义。

然后,隋朝也因此而灭,不过他们也不是一点贡献都没有,这三次攻伐为后来唐朝灭高句丽打下了基础。

只不过又做了嫁衣。

隋朝30多年,做了无数伟大的事业,而且逻辑分明条理清晰。

隋文帝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和草创的科举制度,从政治上奠定了后世千年多的中国政治格局基础,将中国从权贵政治引导向庶民政治。

隋炀帝的营造东都洛阳,建设京杭大运河,从经济上奠定了后世千年中国的经济格局,洛阳的重建,让中国经济板块密不可分,京杭大运河的建立让中国南北经济融为一体。

隋文帝的成就堪比秦始皇再造中华,隋炀帝的成就,也不遑多让!

不过这两个伟大的帝王,却都因为隋朝的短命而饱受诟病。

堪比秦始皇的隋文帝,无人歌颂。

给中国千年繁荣的隋炀帝,万人唾骂。

历史就是这样难堪的存在,而隋朝也因为这难堪在中国历史上,少有人言语。

相反,他却被西方史学家广泛尊重,这算东西有别吗?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参考书目:

《隋唐史》-岑仲勉

《剑桥中国隋唐史》

《隋书》

《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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