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末期到全国,300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当时出现了诸子百家传,精神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影响上说,前有儒墨,后有儒道,两者相辅相成。但是,毫无疑问,正如“性与天道,夫子罕言”、“子不语怪神”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总体上来说,我们本土的思想文化系统,对于“彼岸”的思考和探索相对薄弱。始于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中土,南北朝逐渐繁荣。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它与儒家、道家、道教形成了鼎盛的态势。而且随着佛教的本土化,随着佛学为士人所接受,本土文化的薄弱环节逐渐被补强。
如何看待外来宗教、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反过来说,本土思想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也是其特质的重要体现。汉代末,佛教传入100多年,苍梧人牟融就著《理想论》,探讨这一外来宗教的价值。他的论著引自说:「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也。…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玩五经为簧。世俗化的人,多非他们,以为背离五经而异道。争辩是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画间,略引圣贤之言证,名曰《牟子理》。而作为博学之士,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儒、释、道各有价值,佛教的传入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共存。
东晋著名僧人支道林,对佛学颇有体会,又精研老庄。与此同时,他又与士林名流多有往来,探讨各种玄学主张,名重于一时。他引佛理注《庄子》,新意迭出,开启了思想界释道之路。
唐朝思想开放,儒学与道教、道家、以及佛教、道教和其他外来文化,大多可以和平相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著名文人的思想倾向,虽然多有侧重,但均兼摄多种因素。至五代有文士元嵩著《齐三教论》七卷,对儒释道相融互补的道理作了全面的阐述。
宋以后,三教互为补充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儒林外史》的开山祖周敦颐就是充分借鉴佛学和道家思想,才建立起理学的大框架,因而被人嘲笑为“周茂叔穷禅客”。当权者亦因应形势,承认这种思想模式。宋太宗诏翰林承旨苏易简、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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