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春秋战国的萌芽和发展,中国的史学进入了第二阶段——两汉时代。

和先秦相比,两汉的史学更加辉煌,也更加成熟,出现了司马迁、班固、刘向、荀悦等彪悍史册的人物。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两汉文学又呈现了诸多鲜明的特点,开一代先河,并流传百世。

一,政治对史学的干预加强

春秋战国,是一个私学兴盛的时代,诸子百家通过著书以立说,就连许多史书也是个人所编撰,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如《春秋》便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编订的。秦朝建立后,禁止私学,焚书坑儒,开始了国家干预、垄断史学的传统。

汉代废除了挟书律,民间私学开始发展,但是史学依然被官方控制。汉朝中央有太史公一职专门负责记载历史,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担任这个职位。其他人著史,也必须经过官方同意。一方面,写历史必须要参考大量的官方文献,不是相关职位的人无法阅读这些书籍;另一方面,汉王朝也想加强对思想的控制。东汉时期的班固就曾经因为“私修国史”而下狱。

汉代的皇帝经常亲自主持学术活动。汉武帝曾“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宣帝曾举办石渠阁会议,裁决古今文之争;汉成帝曾命令刘向等整理、校勘天下图书;东汉明帝又举办白虎观会议,加强儒学正统地位。史学是学术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政治环境的支配。

二,具有大一统的思想

汉代的史学,是在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产生的,自然也免不了有大一统的思想存在。首先从著作本身看,春秋战国的史学基本上都是国别体,质量良莠不齐,但是汉代的史学开始包揽宇宙,总览人心(思想)。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其所用资料已经涵盖了过去的所有史料。人们评价《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一书以“万系一宗”来叙说民族关系,基本将所有的民族祖先都和炎黄搭上关系,这就是反映了大一统时代的民族融合。在思想层面,《史记》《汉书》等巨著都不偏向百家之中的任何一家,而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史记》和《汉书》都对秦汉的大一统事业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主张时代在不断进步,反对“是古非今”。例如《史记》明确提出分封制应该被淘汰,而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三,注重吸收秦朝灭亡的教训

汉代是在秦朝灭亡之后建立的,因此汉朝的史学著作都在有意无意探讨秦朝灭亡的原因,吸收秦朝灭亡的教训。

汉朝初期,陆贾向刘邦说诗书,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且讲到秦朝灭亡的教训。刘邦马上醒悟了过来,要求陆贾总结秦朝灭亡的一系列教训。于是陆贾著称《新语》12篇,这就是汉代史学吸取秦亡教训的开端。

之后的汉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不仅为汉朝君主治国提供借鉴,也为汉朝的建立树立正统的地位,例如司马迁说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也”,班固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大汉当可独立一史”等。

四,受到阴阳五行、谶纬思想的影响较深

汉代的主流的思想,也就是新儒学,也可以称为汉儒,是融合了诸子百家的学问而成,其中阴阳学的成分很大。董仲舒就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虽然史学家的基本就是求真,但是在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史学家也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包括《史记》《汉书》之类的伟大作品,都认为天上和人间有某一种对应的关系,并试图进行探讨。其实,古代史官又负责记录天文天象,史学家研究研究天人关系并不奇怪。研究天人关系,主要是在于给某些天文现象做出神秘的解释,为政治服务,《魏书》说:“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探究天人关系,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但是汉代的阴阳学说后来越来越神秘,逐渐发展成为了谶纬思想,那就完全是迷信的、宗教的,因此人们开始将儒学称为“儒教”。汉代的皇帝都利用各种谶纬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权威性,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次谶纬学说的大讨论。谶纬学严重影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以至于伪书百出,违背了历史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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