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5-817年,唐朝中央政府征集了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唐宪宗(805-820年在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成就。
这场战争结束于一次奇袭,那算是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戏剧性最足的奇袭之一。唐代的割据大藩集中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地界,相比之下,淮西的物产和幅员都不算大。与其他割据藩镇比,淮西战略劣势明显。其他割据藩镇集中在东北部,遇有朝廷进攻,可以互施援手,而淮西孤立一隅,四邻藩镇都忠于朝廷。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央政府看来,淮西的位置威 胁很大,因为它向东可以破坏大运河地带,向南和东南则可以威胁富庶的江南。
淮西藩镇所在位置
进行战争的准备
814年初夏,朝廷收到消息,淮西即将出现权力更迭。八九月间,随着更迭的日子越来越近,朝廷开始为新节度使人选可能引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一、任命忠于朝廷的将领担任淮西周边关键藩镇的节度使;二、赏给某东北藩镇大笔钱财,确保其忠诚;可能还用了一部分他们的军队。当时吴元济子承父业,自任淮西留后,朝廷虚与委蛇,意图先稳住他。毫无意外,这些手段统统失败,但其军事影响却被忽视了。
吴元济很快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九月,他主要在东、北、东北三个方向大举焚掠,远及千里之外,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吴元济的意图之一当然是使得官民同感惊恐,取得心理优势。另一个意图可能是获得粮草军实,在持久作战中尤其需要。最重要的是,吴元济要取得一项军事优势,在淮西界外建立外围阵地,使得战火延烧到淮西的土地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战斗。
不管朝廷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吴元济占得先机。815年一月之后,朝廷的兵马才到位,具体作战命令才下达,可以想见,军事上的准备,尤其是补给上的准备,早在吴元济叛乱之初 就着手进行了。然而,除了动员军队迟缓,朝廷迅速取胜还有一个障碍来自战场本身。
征讨淮西的朝廷军队之所以如此复杂,无非是出于政治考虑。
史书记载,朝廷征讨淮西的兵力达九万人,似乎并不为多。这个数字和我们所知的这一时期的其他的兵力数据完全吻合。朝廷军队和大部分叛军一样,都是职业军队。想弄清淮西的兵力更为棘手。这不单是因为叛军史料的缺乏,还因为非职业武装在战争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这是一场在淮西本土及周边的防御战,所以倚重地方武装是可行而且必要的。
双方采用的战略,必然依各自的目标而定。淮西的目标肯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生存下来。淮西无法消灭朝廷,但可以遏制朝廷,让朝廷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放弃。此类先例太多,绝非不切实际的目标。按常理,反叛的藩镇应该以逸待劳,然而,淮西却尽可能频繁地主动出击。朝廷的目标则相对局限,即更换淮西节度使。就是说,朝廷并不想在战场上彻底消灭淮西的军队,更不想伤害百姓,除非不这样做就无法达到目的。
这场战争的阶段可以划出两个阶段:815—816年,淮西军成功拖住官军,将其远远挡在外线,是第一阶段;817年初至该年十月,从官军实力开始占优,到战争戛然而止, 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815—816 年
就战略而言,朝廷掌握着主动。然而官军开局不利,东西两线尤甚。815 年二月,严绶吃了败仗,被迫放弃阵地,退守唐州。同月,东路的指挥官丢掉了所有阵地,被迅速撤换。
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棘手的问题牵制了朝廷的精力。割据藩镇中,平卢、成德二镇与朝廷关系最疏远。二镇都有理由相信,宪宗已经决心拿他们开刀。事实上,成德镇在宪宗朝一度成功守住自己 的特殊地位。所以,淮西虽然还没有求援,但二镇节帅都准备帮助淮西这样的难兄难弟,且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 于是,二镇展开了有限但直接的干预。
平卢的角色似乎更关键。815年初,平卢军派出三千人马,以支援朝廷征讨淮西为名,进入淮西以东地区。事实上,这支部队是来烧杀劫掠搞破坏的,直到年底才被彻底打败。同年四月,平卢招募盗贼将洛阳附近的河阴转运院付之一炬,给朝廷以重大打击,损失的绢帛、粮食、制钱不计其数。六月,平卢刺客又潜入长安,刺杀了一位主战的大臣。同年夏,平卢又策划在洛阳焚掠,谋泄事败。
满朝文武都认为,成德军在上述事变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搞了其他破坏。结果成德军与朝廷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816年初,朝廷发河东、河北六镇兵马讨伐成德。此举又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同时对两个强藩用兵,尤其是同时在两条独立的战线作战, 是否明智?讨伐成德的战事持续到次年春天,以朝廷罢兵告终。
整个816年,淮西的战事没有取得任何朝廷认可的战果。李文通稳住了东线,淮西开始感受到他带来的沉重压力。鏖战两年,朝廷却没有得到实质战果,也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激励士气的事件。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这么过去了,时间比第二阶段长。在此阶段,淮西大获全胜。在认识淮西防御的具体性质之前,让我们先注意一下淮西胜利的几个因素。当然,胜利的前提条件是淮西军民的忠诚,专就军事而论,淮西军队的防御极为得力。
另一方面,战争中敌对双方的能力也是互相关联的,官军肯定有失误,我们也能够看出几桩来。其一是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朝廷授予韩弘都统要职,大概希望能够激励他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战。然而,他却辜负了朝廷的期望。朝廷免去他的淮西行营都统之职,此后再没有一个擘画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帅。
起初调集的军队是否足够,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上文所举的数字大致不差,那么攻守双方的兵力比大概是2∶1至2.5∶1, 对于这种战争来说,这一比例远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朝廷似乎从来不曾大举增兵,或许有战略考虑,或许也有财政原因。精兵要从边塞、内地要冲和东北藩镇周围抽调,所以抽调精兵就等于削弱这些要地的兵力。
按当时的制度,如果朝廷征调藩镇的部队,就要负担其军费。所以这种战争对朝廷来说不仅仅是军费的增加,而是多出了一块全新的开支。平卢与成德的骚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可忽视。随着战事的绵延、物资的不断消耗,朝廷扩大财政支出的能力必然下降。数字的问题在朝廷所采取的战略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官军的致命弱点是极端缺乏团结。上文已经提到,官军由各路人马杂凑而成,韩愈着重指出了士兵远调而来的问题:不熟悉本地情形,又与本来所属的将校失去联系;待遇微薄,心孤意怯,难以有功。董重质同韩愈一样,着重强调了参战官军成分复杂这一原因。他通过讲述具体过程,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地剖析。各路军队远道而来,数量又少,本身不足以独立作战,既要编入“地主”,同时又保持“客军”的身份。每有战阵,总是客军居前,地主在后。客军自然因此伤亡更重,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后面的本地官军未能有效支援客军。
第二阶段,817 年
817年初,李愬(sù)接任了西线的指挥官 ,而淮西方面初现颓态。李愬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但封喉一剑还是在数月之后才出鞘。物资短缺直接削弱了淮西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振作了宪宗及其谋臣的信心,使他们决意苦战到底。
李愬是平定四镇之乱的功臣李晟的儿子。淮西方面认为西路不再会进攻,于是抽调大量兵力投入更关键的战场。被敌人忽视正是一种机会。李愬抓住了时机,不声不响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李愬一边整军备战,一边展开政治攻势。下面这段史料虽然不免有点小说传奇的味道,但是可以看出他更加注重外交和妥协的新策略。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策反以削弱敌人,尤其是策反身居要职的敌人,因为这种人可以带着某处堡栅或某处地盘投奔李愬。在李愬眼中更重要的是,归顺的敌人是最佳的情报来源。他不但注重策反成建制的部队,还注重策反特定的知悉内情的个人。
816年与817年之交,淮西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百姓纷纷逃离。淮西的将领们则听之任之,因为存粮剧减,饥民的逃离可以缓解粮食供给的压力。817年二月,朝廷在北线的许汝行营之侧设行郾城,安置归降百姓,李愬对文城栅的淮西军民的慷慨,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归附。
郾城是整个战争中官军拿下的唯一县城,拿下郾城对叛军是一记重击。淮西必须集中人马于洄曲,建立新的防线。身处蔡州的吴元济感到局势危急,将蔡州的守城士卒,甚至自己的亲兵都派去支援洄曲。六月,吴元济感到回天乏术,上表请降。据说朝廷已然接受了降表,而元济受制于左右,未能实行。纵使如此,在朝中文武看来,前途依然渺茫。七月间,朝中又起争议,李逢吉认为战争没有尽头,继续下去并不明智。宰相裴度请求亲赴前线督师,宪宗才同意把仗接着打下去。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午后,奇袭的队伍从文城大营出发,分作三部,各三千人,先锋是淮西降将李祐率领的三千突将,中军是李愬亲率的三千“六部兵马”,后军是马步三千。三军将士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强行军六十里到达敌方控制的张柴,突袭得手,尽杀戍卒,又切断敌军的道路桥梁。李愬让士卒吃饭、休息、整理兵刃器械,之后再度出发。此时将士们才知道他们要向蔡州去,都大惊失色。官军迅速控制全城。虽然官军攻破牙城、生擒吴元济又花了一天,然而战争已经结束了。
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在这一战中,李愬已臻于中国传统将才的最高境界,或许是出于无心,却绝非成于侥幸。他的行动完美地契合孙子的思想。孙子提出“兵之情主速”,而李愬正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他还践行了孙子的一个思想:“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
除了李愬的将才,奇袭的胜利还有四个因素。
首先是淮西兵力缺乏。淮西四周的防线、乃至蔡州本身,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奇袭。
第二,李祐的情报至关重要。他让官军知道淮西内部空虚,而且挑了一条防御最薄弱、最出乎淮西军队意料的路线,亲自为官军带路。
第三,此种任务非一流军队不能执行,士卒必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唐州军正符合这些要求, 与李愬的将才相得益彰。
最后,突如其来的风雪的助益也不能小觑。虽然没有风雪同样能够奏功,但有了风雪,蔡州乃至各处的守军必然都放松了戒备。
此次战争胜利带来的影响
这场奇袭对于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否不可或缺?它究竟是给一场难分胜负的战争的一锤定音,还是仅仅加速了一场必胜无疑的战争?有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认为即使没有李愬的奇袭,官军也会节节胜利。如果朝廷只在北线取攻势,而在其他方向取守势,淮西也支持不了一年。
皇帝的决断是影响朝廷政策及其实施的最关键因素。宪宗至少遭遇三次巨大压力以迫使他停止战争,他拒绝停战是冒着使一部分官僚离心的危险的。财政压力也日重一日。为了应对浩繁的军需,宪宗不但加征重税,还不断拨内帑赡军。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仅仅是财力物力而已。宪宗坚持淮西之役不获全胜绝不罢兵,事后证明是对的,因为这一场胜利是实现他整体战略的必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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