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3年出土汉朝竹简我想说用斑驳的铜钱擦净脸谱化的中国历史（上篇）

最近，陈宇洛教授的《中国是部金融史》读了著作。书是货币金融的进化，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或可能更真实的中国历史。

“衡山之谋”

“衡山之谋”是三十六计之一，讲述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故事。用现代金融的视角来看，这是一场管仲导演的精彩的经济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管仲想要吞并衡山国，但武力征服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管仲的套路是：

1、派人到衡山国持续用高价收购兵器，并带动了其他诸侯国争先抢购。一时，兵器铸造成了衡山国最赚钱的行业，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2、一年后，管仲又派人四处高价收购粮食，包括衡山国在内的不少诸侯国也积极运粮卖给齐国。

3、关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并在夏收前向衡山国出兵。

而此时，衡山国无粮无兵器，又很难在短时间从其他国家买到粮食，只能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的本质就是用偏离市场的高价诱惑对方放弃基础产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在一定外部冲击下造成对方经济瘫痪。

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任何时代，商品的高额利润都会吸引大量资源的进入。但等到一个国家几乎所有人都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会终结了。道理其实挺简单，当我们不创造财富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赚钱。

吕雉功过

吕雉，也就是刘邦的老婆，吕后。提起这个人，相信大部分人会浮现出丑陋、刻薄、狠毒等等形容词。对了，杀韩信的锅也是她背的。但吕雉掌权期间的经济数据却让我们大跌眼镜。记得刘邦登基的时候，连四匹一样的白马都凑不齐，大汉王朝穷得很没面子。但到吕雉掌权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突破了三千四百斤，这是西欧一千五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成王败寇式的中国史书似乎解释不了，也不在意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成因。吕雉也像众多历史人物一样，被史书戴上了厚厚的脸谱。直到1983年出土的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为我们展示了吕后出色的经济治理能力。

官方统一授田。秦国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授田，而吕雉则是向全体臣民授田，连犯有轻罪的犯人在释放后都可以获得半亩田。

控制贫富差距。授田最多的“侯”与授田最少的“庶人”在授田数量上的比例是90:1，但“侯”全国就113个“侯”。

合理设置税收。吕雉执行“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

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低税率，在农业社会的理想状态下，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可能觉得对于一个封建统治者做到这些似乎不难。但吕雉面对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因为在汉朝的北面，有个强悍的邻居——匈奴。抵抗匈奴，需要有强盛的经济。而发展经济，则需要休养生息，少开战端。对吕雉而言，这是一个悖论。而此时吕雉的经济政策取舍体现了她的智慧与决断。

吕雉的经济政策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货币减重。简言之，就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因为，吕雉在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然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维持“十五而税一”的税收政策，所以她才穷的不得不靠通货膨胀来筹措军费。

对百姓来说，高税收和高通胀是个两难的选择。在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创造手段是种地，封建统治阶级对货币的需求量是远高于普通人的，也承担着通胀所带来的大部分伤害。对农民而言，低税收才是更为重要的。

最终，吕雉打赢了战争，也保住了帝国初生的经济。

中国历史中有太多精彩的故事，中国的货币金融史也是一部政策得失、王朝兴衰的历史。历史中上演的一幕幕也远比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要生动、现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