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民国第一美人看这里!黄蕙兰：用娘家钱辅助“民国第一外交家”，他退休后离婚娶旧爱

民国第一外交官顾伟军(Gu Weijun)曾有过四段婚姻，第一段是和平解决媒妁婚姻，达不到其道理。另外三段婚姻，他总结了与唐宝胜的婚姻“朱贵”、与黄慧兰的婚姻“主妇”、与严裕云的最后婚姻“朱婷”。

评价一段婚姻，有“情”自然是上乘，而在国人眼里，“富”在“贵”面前又不值一提，如此排序，与黄蕙兰的婚姻似乎落到了最后。

36年婚姻、2个孩子、无数的金钱、尽心地辅佐，换得如此评价，任谁都会觉得黯然吧。

对黄蕙兰来说，这一场婚姻，像极了一场终究会散的宴席。曲终人散时，会委屈、落寞、耿耿于怀，但最终被时间释怀。

01 “一见钟情”的开始

黄蕙兰与顾维钧的相识，似乎是个“一见钟情”的美好童话。

1919年，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希望以一战战胜成员国的身份，收回中国丧失的各种权利。

在此期间，他赴圣约翰学院同窗简崇涵参加家宴，无意中瞥见一张美人照片。

那个时候没有美颜和滤镜、修图，在华丽服装、珍贵珠宝加持下那个女子显得气度非凡、光彩夺目，顾维钧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简崇涵当即介绍，这是他的姨妹黄蕙兰，爪哇（即印度尼西亚）华人首富黄仲涵的嫡女，此时正在英国。

之所以强调嫡女，是因为黄仲涵有18个姨太太，42个儿女。

黄蕙兰的母亲魏明娘是黄仲涵的正室，虽然家贫，但顶着爪哇第一美女的头衔嫁入巨富之家，黄蕙兰继承了她的美貌。

但这“一见钟情”又绝非那么纯粹。

虽然黄蕙兰一直坚称：“他所追求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钱，虽说我是那么年轻而无知，我也能分辨得出其中的区别。”

但谈黄蕙兰，逃不掉谈到钱。

1893年黄蕙兰生于爪哇，从祖辈起便经商发家，父亲黄仲涵更是被称作“亚洲糖王”，富可敌国。3岁时，黄蕙兰就收到了母亲给她的一条缀有80克拉钻石的金项链作为礼物。

孩提时，黄蕙兰问过父亲：“爸爸，你很有钱吗？”黄仲涵回答：“我有足够的钱买我的小乖乖想买的东西。”

所以，在黄蕙兰的字典里，爸爸意味着源源不断的钱。

美貌而多金的黄蕙兰，对于急需一位妻子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

2年前，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玥（前总理唐绍仪之女）因患西班牙大流感过世，留下一双小儿女，一个2岁，一个1岁，“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而且很多外交场合缺不了外交官夫人。

第一次见面时，“留着老式平头”的顾维钧“并没有什么令人夺目之处”，黄蕙兰对他印象“淡漠”，得知他“既不懂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不会开汽车”，黄蕙兰觉得此人不值得自己注意，基本PASS掉了。

巴黎和会马上结束，如何迅速扭转局势，拿下黄小姐呢？顾维钧不愧为“天才”，他瞄准重心，一击即中。

不缺钱的黄蕙兰还能缺什么？

缺钱买不到的东西。

比如由政府配着司机的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比如歌剧院里为官员要人保留的高级包厢、比如进入白宫、白金汉宫、爱丽舍宫的机会......

他能为黄蕙兰打开一个她的首富爸爸花多少钱也无法为她提供的“新的生活世界”。

在当时被荷兰人殖民的爪哇国，华人无法享受平等的待遇，黄家再富，也承受着肉眼可见的歧视，比如只能住在特定的地方，在岛内的行动受限制，15岁黄蕙兰举办舞会邀请的荷兰朋友没有一个到场......

所以当顾维钧说：“我到那些地方参加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当姐姐说：“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了一个凡庸之辈......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

当妈妈说他具备了她理想女婿的各种条件，

黄蕙兰忘了他没有说我爱你，也忘了问自己到底爱不爱他，便接受了顾维钧的求婚。

1920年11月14日，黄蕙兰与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大使馆举办了豪华婚礼，那一年黄蕙兰27岁，顾维钧32岁。

02珠联璧合？各取所需？

起初，黄蕙兰春风得意，因为她有慈爱多金的父亲，显要的新婚丈夫，怎么挥霍、张扬都不足以表达出她喜悦的万分之一。

尤其当她目睹了华盛顿会议期间，丈夫面对因为担心他“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而情绪激烈的热血中国青年时，他沉着、冷静应对，平息了青年的愤怒并说服了他们，黄蕙兰骄傲、激动，久久不能平息。

1922年2月6日，顾维钧经过36次谈判，最终与日方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书写了“弱国外交”的传奇。

黄蕙兰确信丈夫必将在未来的中国担当一个角色，她决定：“不论他想不想要，我定能给他以帮助。”

用钱表达爱、用钱解决不爱，这是黄蕙兰的原生家庭给予她的经验。

父亲爱她，经济上对于她予取予求；父母情断，母亲带着女儿们远走异国，父亲也从没在经济上亏待过她。

黄蕙兰愿意为婚姻花钱、为丈夫的事业花钱，以此表达对婚姻的诚意。

1920年10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国公使，黄蕙兰看见位于波特兰的公使馆破旧寒酸，坚持拿出自己的钱装修，顾维钧劝她，为使馆所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包括家具，而黄蕙兰觉得“永远不会缺这几千镑”。

她执意包装顾维钧，“他改变了老式的平头发型，留长头发了从中间分开，他开始穿英国裁制的服装”，使得他更加风度翩翩。

1936年，当顾维钧担任驻法大使时，黄蕙兰又大手一挥，斥巨资把使馆修葺一新，使之迅速成为巴黎外交界的中心。

对黄蕙兰这样花钱，顾维钧刚开始是拒绝的。

但黄蕙兰不以为然，她觉得得体的装束会让其他人明白“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别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

事实证明，外交圈还是非常讲“面子”的，虽然国力是外交官最大的底气，但是簇新的大使馆和鲜亮的外交官还是会引得众人的关注，便于外交工作的开展。

娘家丰厚的财力，让黄蕙兰觉得自己和丈夫“生活的气派远比当时从政的其他中国人要阔绰很多。这对中国的事业无害，也不损及我丈夫的身份。事实上我可以肯定是有所助益的。”

这让她颇为得意。

除了多金，精通六国语言、衣着时尚、擅长交际的黄蕙兰对顾维钧的外交工作也多有助力。

宋美龄就曾经在众人盛赞顾维钧时，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啊！”

曾与顾维钧夫妇有多年交情的外交官袁道丰认为：“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1922年顾维钧回国，北洋政局动荡，但他凭借着外交界的巨大声望和雄厚财力成为各方势力倚重和拉拢的对象，洪流之下屹立不倒。

当顾维钧任总理组阁时，有人问章士钊：“顾维钧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

章士钊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顾维钧字“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一个国务总理!”

03 中国女人不离婚

金钱是把双刃剑，成就了“主富”的婚姻，也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很多年后，黄蕙兰感叹：如果自己不是大富翁的继承人，“可能对我们的婚姻要好得多。”

黄蕙兰是一个生在罗马的人，“一切我想要的东西都会自动送来”，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我本身就是法律”。

奢侈的物质、众人的臣服，把她包裹住，她从来不去看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什么是艰难。

结婚时，顾维钧要求黄蕙兰推掉娘家为她订制的一辆大得像“水晶宫”的豪华劳斯莱斯汽车，因为他要买一辆自己能负担的旧汽车，黄蕙兰说：“你不要指望我坐旧汽车”；

她热衷佩戴奇珍异宝，顾维钧劝她：“我曾送给你我仅有的力所能及的首饰。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歆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卖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黄蕙兰听后目瞪口呆，她觉得只有呆子才不会花父亲给的钱；

1922年8月，顾维钧回上海探亲，顾家为他们安排了“相当美”，但“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的房子，黄蕙兰很直白地对顾维钧说：“很抱歉，我没法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我连一天也不愿意试，我要带着孩子找一家旅馆住”，然后无论顾维钧多窘迫和担心“让家里人丢脸”，她还是径直搬去了豪华饭店；

到了北京，黄蕙兰花10万买下占地10亩拥有200间房子的陈圆圆故居，并又花了15万进行装修，新装了一套暖气系统，整个冬天，要足足用掉一吨煤；

此外她还喂养了很多哈巴狗，喂小狗的食物足以养活三个村子的人。

批评接踵而至。

对于丈夫的不满，黄蕙兰感到震惊，因为她觉得丈夫娶自己的时候，明明知道那些珠宝、豪车是自己的一部分，明明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现在却要她为了他放弃、改变，她觉得“很不公平”；

对于外界的批评，黄蕙兰更是觉得委屈，因为她从来没有和普通的中国农民接触，她不知道他们的疾苦，她不觉得自己的放纵有什么罪过，批评让她终于意识到豪门大宅外，有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虽然顾维钧出身小康，虽然作为外交官，他接触到更多的是高层次的世界，但他深知祖国积弱积贫，强敌虎视眈眈，他感怀国之艰难、黎民百姓之苦，所以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慷慨陈词。

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黄蕙兰把这些归为丈夫需要一位传统的中国式的妻子，温顺、柔和，如同“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比如一把安乐椅，而“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丈夫“会变得厌烦又气恼”。

他们的裂痕越来越大。

对于她劳心劳力装修完的大使馆，他说：“这简直是个四不像，一点不讨人喜欢”；

对于她的精心装扮，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一眼”；

对于她打牌、夜不归宿、甚至与别人闹绯闻，他都无动于衷，“他对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

她绝望地说道：“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对于顾维钧的精神旁骛，黄蕙兰愤懑地说：

“他对我用的手段则完全是抵赖......我总是那个犯疑心病的有过之人，而他则是个神经过敏的女人的牺牲品。”

但即使这样，黄蕙兰没有选择离婚。

因为“离婚......不是为中国人的”，正如若干年前，母亲看到父亲纳了那么多姨太太备受伤害带着她们姐妹俩去国外躲清净一样，黄蕙兰选择了逃避，任凭丈夫的身边已经有了他人相伴。在此期间，黄蕙兰仍自称顾维钧夫人。

无论她的外表、做派多么西化，最深层次的道德观、婚姻观却仍是传统的、东方式的。

名存实亡的婚姻延续到1956年，这一年，顾维钧退休。到了这个年纪，无须再为外界、为世俗而委屈自己，两个人决定正式分居。

3年后，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婚，不久迎娶旧识严幼韵。

黄蕙兰一个人则靠着公开表演以及父亲生前为她留下的珠宝和50万美金，精精神神地活到了100岁，生日那天，她无疾而终。

结语

“他一开始陷入爱情，不是因为爱我，而是爱上了我的容貌和身材。”

当红颜老去，当金钱、权势的魔力褪去，支撑两个人相爱相伴的是契合的三观。

正如顾维钧的女儿所说：不管他对黄蕙兰的美丽有多么爱慕，也不管黄蕙兰多么决心做一个中国式的好妻子，他们俩其实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不会是和谐的。

你很好，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很多年以后，黄蕙兰领悟道：

“......凡事有违心愿的，最好不冲突，而是轻松地说上一句：‘好啦，你过你的日子，但别指望我去过’。”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应该早点放过自己和对方，把蹉跎的时间用于寻找同类不好吗？

参考资料：

《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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