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的唐朝】掌故丛谈｜法国汉学家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

朱伟康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选定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谢和耐称之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以中文文献——包括宋代以来的笔记小说、地方志等——为依据，描述了南宋杭州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勾画了南宋杭州社会生活的整体景象和细部细节，并作出了一个生活于西方在西方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人文学者的思考。谢和耐对当时杭州多样化的“教育生活场景”的描摹，尤其引起我的兴会。

在书的第四章第三节“抚养与教育”，谢和耐一开头就给出了一个总的概貌：“中国的孩子被教养得和气、文雅和恭顺。他们被教导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时必须学会乐天知命，并与亲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处。礼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甚至已经传播到了下层百姓之中。这种礼法反映了某种对人生的理解，并且自有其动人的魅力。这是因为，合乎礼法的彬彬举止并非单纯外在形式，它还伴随着和唤醒着其表达的情感，——在它成为唯一准许的表达情感方式时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规范就教导孩子们从中兴发出尊长敬贤的感情。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诲：在聆听父母训诫时不得还嘴；在长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长辈）仍然站立时不得就座；在长辈劝饮时不得推托不喝。在从中亚发现的晚唐时期的文献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课本就包括了这类训诫。孝子、挚友和节妇乃是摆在成年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现了登峰造极的英雄主义。”

这一大段的文字，或许表明了古代中国教育的以德为先的特色，而当时“德育”的核心内容就是礼，构成礼的主要内容的两翼则是忠和孝。谢和耐以一个生长于西方文明中的法国人，很显然地对这样的教育是持有所保留的态度的，所以他接下来就说：“这种教养的方式窒息了个性，并且倾向于塑造出顺应社会的刻板人格类型。这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

谢和耐又引用了古代的文献，追根溯源：“体育运动到13世纪已经不大受提倡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身体锻炼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当时的上流社会还对从伊朗传入的马球投以极度的热情。无论如何，在13世纪，只有军队才演练拳击、角力、击剑、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时期，在寻常百姓所喜爱的锻炼身体技能的游戏项目和为文人士大夫所喜爱的贵族化的游戏（棋类、书法和文学）之间，恰成一强烈反差。为军事用途而进行技艺训练的情况已很罕见，且不受欢迎。这就导致了应召入伍者大多属于文盲和农民。”

货郎图。

在作出这样的概述之后，谢和耐的笔触就伸向了当时杭州的更具体更细微的“教育生活场景”。谢和耐从他所见到的中国古代文献里，推断出当时的杭州人“孩提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之一”“孩子们获准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巷尾尽情嬉戏。他们从不被责打，即使对付实在太淘气的孩子，也只不过是借妖怪之类的东西吓唬他们罢了。”换句话说，严格的礼教，在那个时候的杭州，是还没有施加到孩子们的身上的。他们的童年是充满了快乐和自由。谢和耐还说：“我们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卖糖果和玩具的小贩为数甚众，便可想见当时的孩子们一定是更经常地受娇惯，而不是受惩戒。”孩子们大约到了七岁左右，他们会被送入学堂，接受教育。富裕人家则会为孩子延聘家庭教师。

在南宋杭州或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种主流的“基础教育”，可能还是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也许还有印刷术的传播（从公元10世纪起就有两种印刷版本的经书），均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南城镇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荣。这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参加官方科举考试的考生数量，而通过这种考试，官僚机构吸收了新的成员，统治阶层也获得了新鲜血液。”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如果中举升进士而进入官僚阶层,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则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也必定繁荣，所以“杭州城内有不少小规模的学校，其教师为致仕官吏或科场失意者，他们靠学生家长缴纳的束修过活”。这是私学，教师可以靠学费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可知这类私学广有“市场”。“政府”为满足贵族、高官子弟之外的社会公众子弟的读书需求，杭州城便兴办了一家府学和两家县学，“均开设在官衙的围墙之内”。

谢和耐说，“初级教育完成以后，所有的课程均朝着一个方向设计：把学生塑造成适应官方科场的考生”。学生们于是“终日沉浸在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变得不仅能諗熟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表达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进一步说，机械式的训练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一位优秀的学生须在心中牢牢记住主要的经典著作，并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诗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们的风格写诗。”

这样的教育模式里教育出来的学生，通过科举而进入“各级政府”，能够经世致用么？很多人早就表示过疑问。“有宋一代，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形式的艺术性质深为忧虑，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教育出审美家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而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知识——质言之，人们并未为其在行政系统中的预定角色做好准备。”著名的譬如北宋“拗相公”王安石，谢和耐在书里写道：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曾于1071年上书痛陈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的谬误和阙失。他宣称，这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创立，完全是因为科场提供了晋身官场的唯一正常途径。可是，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强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关在书斋里以其全部时间和活力去吟诗作赋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须为政治哲学和实际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间。”

王安石的批评未始没有道理，但是在南宋的杭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恐怕已呈多样化的格局。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依旧是主流，但其他形式的基础教育也是存在的。正如谢和耐所表述的：“到了12世纪初叶，实际问题无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忽视。”譬如——

商业的繁荣，杭州成为大都会，这都使一个人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成为必须，也使教育不再局促于一种单一的模式。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杭州，谢和耐写道：“也许会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因为将来到社会上去谋生或立足，用得着这些。这也表明，在杭州一般老百姓那里，教育有没有用，他们以作为人所具备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是可以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地得出结论的。但他们的认识恐怕也仅止于此，离开活生生的生活的体验和实践，就未必能将其认识再往上提升了。进一步说，教育的方式和内容要想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可，其前提必是教育的意义和功效能够为一般公众的生活实践所能验证。教育的理想和激情固然可贵，可若不能被公众认可，又如何能够推行开去呢？一般百姓的实用性的价值判断诚然有其“短视”的一面，但这因讲求“实用”而带来的“短视”，是不是多少也能避免“乌托邦”所可能带来的高成本无收益的风险呢？未成年人为今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而预先打一些底子所进行的学习，可以叫作基础教育。所以基础教育也就要与它所对应的社会相适合。“……大量孩子……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我想，这就是立足于南宋杭州商业文明的有别于为科举作准备的“基础教育”之外的另样的“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吧。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谢和耐/著，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教育也并非总是纯然文学性和书卷气的。进士科当然是最为人向往的，它考的是韵文和散文，而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并为高中者打开了一条辉煌的仕途。不过，此外还有更专门化和更技术性的考试科目，如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等，不必说还有武学和医学了。”谢和耐讲述道。专科教育不始于宋，唐代就有了。但正如谢和耐所说的，到南宋，实际问题在教育中不再受到忽视。

为什么实际问题在教育中不再受到忽视？因为社会生活不是单一的格局了，活色生香的人生不一定非得从读书做官进入“体制内”的这条道路获得。我们读孟元老南渡后写的《东京梦华录》，他对北宋都城东京的回忆，最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还是丰裕华美、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城市风貌，而不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样的单一的俗套的人生故事。现在这样的场景，我们又在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重又目睹了。多元化的教育源生于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形塑了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观。所以谢和耐的这部著作给我们看到，南宋杭州的教育，在科举教育的主流旁侧，也还并存着其他形式的教育的支流。或者说：谢和耐的著作给我们勾画了南宋时代杭州城里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生动场景。这样生动的教育生活场景，导源于多样化的社会和人生的生态。

据说写出了煌煌巨著《历史研究》的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讲过这样的话：要是允许他自由投胎，他最愿意生活的时空区间，当是九世纪（唐代）中国的新疆北部。而写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令他最为沉醉的则是七百多年前南宋的杭州城（当时的名字叫做临安），有学者称：谢和耐“有滋有味地细细描绘杭州城的百姓生活，堪称文字的清明上河图”。

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法国汉学家，1921年生于当时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1942年之前在阿尔及利亚完成其学业，获得了古典文学(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和语言学)的学士学位和高等教育文凭。1942年，美军在北非登陆，谢和耐应召入伍参加了抵抗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义战争。1945年退伍后，他便将精力转向中国研究。

2021年5月31日，杭州西溪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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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