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汉晋古城：历史烟云里的繁华和兴衰

西汉城墙地区发掘整体地图。

无阳城墓砖拓片。

成都南北门户

武阳城、绵竹城古代士兵必争

古代的城址往往建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

不仅是重要的政治、经济“综合体”，更是军事攻防的要寨。彭山的武阳城和德阳绵竹城，便是进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门户。

在秦灭巴蜀的战争中，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伐巴蜀，古蜀开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王败走之地，便是“蜀国故城”武阳。史料一说他在此被俘，一说在此被秦军所害，蜀灭。

然而，武阳古城究竟所居何处?并无确切依据。

省考古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透露，上世纪80年代起，彭山武阳镇村民在基建中发现古时的一些瓦当、陶瓷等物品，引起文物部门重视。经过考古勘探，一座北连牧马山、东距府河1公里，南北长约400米的三角形古城遗址初步确定。2007年，武阳城遗址被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史料中，武阳城一直被视为进入成都平原的门户，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阳城故址地处成都以南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岷江与府河交汇之所在。秦灭蜀以后置蜀郡，武阳建县。县治治所之处，便是武阳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汉时武阳城“四周千三百丈”，极为繁华。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省考古院对遗址再度进行系统考古勘探，不仅确认城址面积约23万平方米，还发现残存2公里的城墙以及城门、道路等设施。刘志岩说，武阳城在西汉时期为县城，东汉中期至南齐时期为犍为郡郡治所在地。武阳城址保存完好，城内外的布局结构清晰，是四川盆地内目前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汉晋城址之一。

在成都以北，位于德阳的绵竹古城，显然更为有名。三国时期魏蜀的最后一场大战就是在此进行。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诸葛亮儿子诸葛瞻战死沙场。失去军事屏障的蜀汉政权，最终为魏所灭。

只是，三国时期的绵竹城，却并不在今日绵竹市，而在德阳旌阳区黄许镇绵远河西岸的一处台地上。19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它以“土将台”之名成为一处文物点。

令人不解的疑团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1952年修宝成铁路时，黄许新胜村出土一块“蜀汉骠骑将军诸葛尚之墓”的墓碑。上世纪90年代末，“土将台”周边基建中不时出土模印隶书“绵竹城”字样的古砖。史料记载，西汉高祖六年置绵竹县，治今德阳市黄许镇。绵竹古城真的就是“土将台”吗?

2004年，省考古院就此展开勘探发掘，在此不仅勘探到夯筑痕迹，还发现陶质排水管，以及“绵竹城”铭文砖。当时负责考古发掘的陈德安说，绵竹城堪称古代成都平原北大门，是此道赴成都的必经之路。不远处的“绵竹关”(今白马关)扼川陕古道、易守难攻，共同构成防御成都平原的北部屏障。

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考古人员在发掘时却并未发现三国以后的遗存。难道绵竹城就此毁于战火?那为何《晋书》中又反复提到绵竹呢?

2017年底，德阳文物部门在绵远河、石亭江上游(绵竹)区域考古调查中，发现金土村遗址。这处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被考古人员认为极可能是第二代绵竹城。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说，绵竹城毁于战火之后，极可能在晋初遭废弃。在此之前，蜀汉政权曾经分绵竹设立阳泉县。因此西晋建国对全国区域重新划分时，极可能就将绵竹城迁到今日绵竹孝德镇的阳泉城址。直到数百年后，又极可能因水患原因，迁到地势更高的今日绵竹城。

广汉郡城址出土的铺地砖

坐拥丰厚资源

“广汉郡”闻名遐迩

7座汉晋古城，除了地理位置绝佳之外，有的还因矿产丰富或手工业发达，盛极一时。

在2000多年以前，广汉郡是秦灭巴蜀设巴郡和蜀郡之后，西汉王朝在四川新增的第三个郡，但其郡址不在今天的德阳广汉，而在梓潼县潼江岸边。《汉书》记载：“广汉郡，高帝置……有工官。”当时的广汉郡位于金牛古道，是出川的重要商贾云集地，东汉末建安17年(公元212年)，撤销广汉郡。

广汉郡为今人熟悉，一大原因就是全国各地出土文物中，不少漆器上都有“广汉郡”字样。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期，蜀郡、广汉郡已是全国漆器生产中心，所产漆器独步天下。

1924年，朝鲜平壤附近乐浪古墓中出土大量有纪年铭的漆器，就来自汉代四川广汉郡官漆作坊。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中也有“成市草”“广汉郡”等字样。由此可见，汉代四川造漆器，技高艺绝，闻名遐迩。最近几年在丝绸之路的考古中，河西汉简中屡见“广汉”之名，以及“广汉八緵布”的简文，折射出广汉郡工官在满足上流社会生活用器需求之外，纺织产品也拥有了自己的优势地方品牌。

然而，广汉郡郡址究竟在哪里?上世纪90年代，梓潼县城西北零星发掘出土汉代铜剑、钺等兵器，初步判断遗址就在县城西北角。2012年，大规模的考古在梓潼县西坝遗址展开，广汉郡城址最终确定。

在这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不但发现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长约1000米，分布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还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一片陶窑作坊区。负责现场考古的考古人员李万涛介绍，这片窑址分布密集、非常有规律，其中出土大量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的成品及半成品。它们等级较大、规模较大，应为当时广汉郡官府烧制器物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区。出土器物中，盆、钵、碗等生活器具都刻有制作者的名字，并有三个窑共用一个操作间的情况出现，大大提高了制作器具的生产力。作坊的出土，证明广汉郡发达的手工业和工业重镇的历史地位。

省考古院考古所副所长陈卫东介绍，今日广汉城址始建于东汉末，《华阳国志·蜀志》载：“初平中(公元190年至193年间)，益州牧刘焉自绵竹移雒城县城，筑阙门。”最终，雒城在此延续至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时的广汉县城关镇就曾发现模印“雒城”的字砖。此后广汉南门发现古城遗迹，其周长7350米的城墙在用泥土层层夯筑后，还用字砖砌了十层以更加坚固。陈卫东说，四川境内汉代城墙鲜有外砌墙砖的情况。这种“饰表以砖”的“装修”，只在左思《魏都赋》中曾言“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东汉雒城的繁华，由此可窥一二。

位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严道古城，还拥有铜矿。《史记·佞幸列传》曾记载，汉文帝曾赐宠臣邓通蜀地严道铜山，令其自行铸造钱币，邓通钱一时遍布天下。陈卫东透露，严道古城近年在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疑似邓通钱的钱币。

有宕渠二字的瓦当

见证民族融合

宕渠城与“賨(音：cong)人”有关

在对成都及周边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址，也深入到賨人居住地。

2017年2月，省考古院在渠县城坝遗址展开第四次年度考古发掘。

随着对城墙的发掘和解剖，考古人员发现南北长约260米、东西最宽约25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城址，完全可以确认是宕渠城。现场考古人员郑禄红透露，这次考古不仅在城墙内遗址出土大量汉代遗物，尤其惊喜的是，在一件残缺的瓦当上发现“宕渠”字样。宕渠城由此成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与“賨人”有关的城址。

陈卫东说，当年以战国时期精美青铜器著称的城坝遗址，在近年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证明那时就有人在此地生存繁衍。史料记载，这里最早的土著居民就是賨人。几千年前，賨人以宕渠城为国都建国。秦灭巴蜀以后，秦设宕渠县，治所仍在宕渠城。到东汉末年，宕渠多次成为州、郡、县治所，经历数百年的黄金时代。

宕渠城的汉晋繁华，在考古发掘中揭开层层面纱。据介绍，宕渠城内汉砖遍布，数以十万计。已经出土的汉砖，仅图案就有100种以上，有的还模印了“五珠”“大章志功”等文字，其中还包含上彩釉图案砖，折射出发达的陶冶工艺。

远在雅安荥经的严道古城，同样是中央王权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

陈卫东说，严道古城位于荥经县城城西1.5公里处的一片台地上，高出荥河约40米。城西南方的高山与荥河之间的狭窄的隘口是严道与外部联系的惟一孔道。今川滇公路仍从此经过，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这个选址，与当地多民族聚居、战争频繁不无关系。史料记载，严道早期有同属氐羌的笮、青衣等在此居住，巴蜀居民也占有一定比例。秦灭巴蜀尤其是汉代以后，中央政权与严道往来密切，中原文化很快在此占据主流。

中央王权对严道的重视，反映出对西南地区开发的重视。陈卫东说，汉代，政府已在严道设了邮亭驿置，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三国时，荒芜多年的牦牛道开凿后又与成都相通。牦牛道的起点就是严道。

在汉文帝赐邓通铜山之外，严道的特色农产品也风靡京城。史料记载，汉代严道曾辟有“桔园”，设“桔丞”“桔监”，负责向京师供应水果。近年，西安汉城遗址中也出土有“严道长”、“严道桔函”等封泥，直指西汉贡桔，取之于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