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年什么建立晋朝定都洛阳】专题历史上最“奇葩”的王朝，却有着最恐怖的“特务”

不得不说的背景：奇妙的王朝

如果在中国历史上进行一次“奇妙王朝”的大评价，那么，晋北即使不能垄断气魄，也一定是前几位有力的争夺者。

作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晋朝在历史这场大戏中的角色令人瞠目结舌。

我们要谈南北朝就必须先把这个近乎搞笑的朝代简短的梳理一下——

公元265年，其心路人皆知者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魏称帝，晋朝始建。

公元280年，吴国被灭，天下从汉末三国纷争中再次统一。天下苍生本以为终于可安享太平休养生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统一仅仅10年后的公元290年，后宫佳丽上万，好色无度的司马炎累死了，他痴呆低能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竟然成为天下共主。

傻子当领导，谁能服气谁能愿意呢，于是乎，司马衷又淫又丑又狠毒的皇后贾南风和司马氏的八位王爷上演了一场惨烈的“非常8+1",从公元291年开始，在16年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人骨肉相残，八王之乱将刚刚统一的晋朝再次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向自视甚高的汉族王朝如此无休无止的自残式的穷折腾，让晋朝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看到了机会，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所谓“胡人”部族乘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乱华”。

”

主流的历史学家往往站在汉族王朝的角度，痛心疾首的把这段历史形容为“永嘉之乱”、”神州陆沉“，但其实细一想，我们也只能说一句：活该，no作no die。

当然，兴勃亡忽，所有混乱最大的受害者，永远是无辜的人民。

长年战乱的恶果，直接体现在汉族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上，据《晋书》等史籍记载，在司马炎朝太康三年，全国人口（汉族占绝大多数）已经达到1800余万，而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最低时汉族人口已经下降到700万左右，尤其是在北方，汉族几乎经历了灭族之灾。

（图）南北朝

凛冬将至，大混乱时代

混乱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再控制。

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入长安，晋朝的上半场西晋灭亡。

公元317年，大批汉族人衣冠南渡，晋朝的下半场东晋登场。

公元420年，权臣刘裕废晋恭帝，改国号为宋，刘裕自称是汉高祖刘邦弟弟楚元王刘交的第二十一世孙，至于真伪，不可考。总之，晋朝彻底走进历史的垃圾箱。

搞笑的晋朝走了，但是，真正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动荡、大黑暗才刚刚开始。

从公元420年到公元589年，在近170年间，大体以长江为军事分界线，中国的南方出现了宋、齐、梁、陈四国 ，而北方则出现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

划江而治的南北朝之间互相对峙、攻侵、勾连、拉锯，南朝尽皆是汉人世族所建立的政权，相对文化昌明、经济发达，而北朝则多数是少数民族鲜卑（或者胡华的汉族）所建立的政权，相对军事实力更加强悍。

这种政权性质的差异，也决定了南朝和北朝政权社会根本矛盾的差异，在南朝，主要是世族与寒门之间的阶级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矛盾异常尖锐；而在北朝，则主要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冲突激烈。

根本矛盾的大相径庭，形成了政治制度的差异，又决定了统治者统治方式的不一而足。

自然，回到我们的主题——在南朝和北朝，出现了面貌截然不同的特务组织。

（图）淝水之战

寒人逆袭，南朝之“典签”，远比“悬镜司”更厉害

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

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郞。

作为近几年来最火爆的电视剧之一，《琅琊榜》以其动人心魄的故事情景和精良的制作令无数观众倾倒。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故事。

但其实，《琅琊榜》的原著只是一部架空历史的网络小说。

作为一个优质IP，在改编为电视剧的时候，为了寻求真实感，制作者把《琅琊榜》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了“南梁大通年间”，这样一来，虚构的小说和真是的历史之间，就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亦真亦假，亦梦亦幻。

南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朝代，即南朝的第三个朝代，建于公元502年，史称“南梁”，也称“萧梁”。

而“大通”则是梁武帝（就是那个先后三次出家让大臣们用巨资赎身的荒唐皇帝）时期使用的年号之一，时间仅有从公元527年3月至公元529年9月短短两年多而已。

在《琅琊榜》中，“悬镜司”作为一个神秘的机构格外引人注目，这个机构在剧集里可谓权势熏天，在所谓“首尊”的夏江的统领下，悬镜司纠缠在残酷的宫廷权斗之中，一手策划了赤焰军谋逆案，一举粉碎了围绕在祁王身边的改革派集团，害死了一代贤王，端掉了一座赫赫威名的相府，让七万赤焰军冤死在梅岭。

自然，和原著一样，悬镜司也是虚构出来的一个机构。

但是，悬镜司又确实有它在历史上的真实背影，而且，历史的真实要远远比小说的虚构更加复杂。

这就是南朝的“典签”。

（图）琅琊榜影视剧照

如前文所述，受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南朝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族把持中央地方权力，如《南齐书》所言：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士族门阀的子弟不用做任何努力，单凭血统就可以稳坐高位，而皇族大封同姓诸王，独霸一方军政，经常“听调不听宣”，甚至往往有分疆裂土之势，烽烟不断，内乱频仍。

于是，皇权与士族，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就尖锐地凸显出来。

其实，南朝的皇帝也很可怜。当他放眼四周，发现士族们都用冷眼看着他，而亲族们都把手按在刀把上虎视眈眈。

谁是自己可信任的人呢？

皇帝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的另一个一直蛰伏沉默的阶层——寒人。

所谓的寒人，就是区别于士族的平民阶级。

数百上千年来，寒人终于得到了崛起的机会。

从南朝宋（为区别于后来的大宋朝，史亦称刘宋）开始，皇帝任用大批庶族寒人担任典签一职。

典签本来就是处理文书的小吏（历史何其相似，和上期所及三国时期的“校事”如出一辙，看来，秘书们，哪怕是临时工，也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但是，由于皇帝的赋权，他们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步开始由单纯的文字工作而转向典掌机要。

时间来到刘宋中叶，地方诸侯（官员）越来越不让皇帝放心。于是，一物降一物，典签的身份也开始畸形膨胀。

按照当时的惯例，多以皇子出任方镇。而皇帝为了防止地方“弱干强枝”，也开始大力实施“掺沙子”策略，用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充当典签派往各地。

表面上看，典签的地位极低，史书上有记载五品者，有记载七品者，甚至在正式官僚体系中，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从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到代替诸王批阅公事，典签职位虽低,权力渐重。

这从典签已经又称主帅、典签帅或签帅便可见一斑。

典签权力巅峰之际，各地州镇的重要事项，必须典签签署方才能得以实施。

而且典签每年还要数次回京当面向皇帝报告地方军情政情，所谓“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

因此，诸王刺史都非常畏惧典签，故又有“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之说。

皇帝在地方势力身边的就这样钉下了一颗颗“钉子”！

”典签“们一朝得势，就把各位地方官和王爷们欺负的”官不聊生“，叫苦不迭。

刘宋孝建三年，世族宗榖出任豫州刺史，吴喜公授命典签。

宗榖本来还想有所作为，但是他的所有决定，吴都把头摇的像拨浪鼓，结果什么也做不成。

气的差点吐血的宗榖哀叹道：我都快六十岁了，为了国家拼了老命，好不容易才当上了一个州的刺史，却让你一个小小典签给欺凌至此，真是打脸啊。

刘宋大明五年，海陵王刘休茂为雍州刺史，遇到了和宗榖同样的问题，典签掣肘不断，而且并秘密记下他的过失，要想朝廷打小报告，王爷的脾气终究是比世族更大，刘休茂一怒之下杀了典签杨庆、戴双，并起兵造反。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图）南朝宋，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到了南齐，王爷们更是被典签欺负的和孙子似的，有时甚至到了可笑可怜的地步。

南齐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琊郡，有一天，突发奇想要去东堂游玩，当车驾准备完毕正要出发之际，却被典签姜秀拦住了，死活不准。

萧子罕回到家里，扑倒在母亲的怀里大放悲声：儿子我贵为王爵，竟然连移动五步的自由都没有，这和囚徒有什么区别呢！

邵陵王萧子贞身患风湿，有一次听人说熊油可医，便向厨师讨要（看来当时熊油的使用很普遍）但是，厨师面露难色说：王爷，这典签没在，我实在不敢私自给你啊。竟终不可得。

如果说萧子罕和萧子贞是窝囊废，那有没性情刚烈一点的王爷呢？

有，但是结果更惨。

武陵王萧晔任江州刺史，他就脾气很大，被数次冒犯的典签赵渥之当众放话：我现在就进京去见皇帝，等我从京城回来的时候，江州刺史就换人了！随后在齐世祖面前对萧晔大加毁谤。而萧晔真就被免去了刺史之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典签们的日益骄横，也必然激起了强烈的反弹。

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好勇尚武、性情暴烈，有时候看到谁不顺眼，就用拳头把自己的车鸾擂动山响。

在齐武帝永明八年，他搞起了“衣服换武器”，就是让汉人的能工巧匠做了几件锦绣长袍短袄，打算去和少数民族换点新式武器玩玩，结果被典签刘寅等人密报，萧子响一气之下杀了刘寅。

齐武帝闻之大怒道：这个萧子响是要谋反啊！

不料，大臣戴僧静（这可是历史上的一位超级猛人，曾经独闯敌阵，击退敌军，又追击过河，斩杀三个人，然后脱下衣服，用嘴巴衔着敌人三颗人头，游泳而回）在下面放声道：“诸侯王们王都要造反了，岂只一个巴东王？”

武帝忙问缘由，戴僧静说：这些藩王本是皇族贵胄，但是一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阶下囚，他们吃一截藕，喝一杯水，都得经过典签批准，如果典签不在，那就只好整日忍渴挨饿，各州郡都知道有典签，而不知道有刺史，陛下您说，他们能不反吗？

典签势力的顶峰和转折点尽在齐高宗萧鸾朝。

萧鸾在杀一帝废一帝篡位前，就已经权倾朝野，并对诸藩王展开大屠杀。

而杀手们，大多正是各位王爷身边的典签。

其中最可怜的，莫过建安王萧子真。

当典签柯令孙接到萧鸾所命来诛杀他的时候，萧子真吓得钻进床底下藏起来，被柯令孙硬拽了出来，萧子真叩头如捣蒜，情愿为奴，只求不死，但照样被柯令孙一刀结果。

此外，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等人都是治世之能臣，也都惨死。

大臣孔珪听到这些怆然泣下：很多王都是一心一意想辅佐朝廷，然而仍然被杀害，如果不设立典签，肯定不会至于如此的。

屁股决定脑袋。

也正是这位把典签之恶发挥到极致的萧鸾， 在坐上皇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幅度削弱典签的权力。因为他亲身体验过典签在诛杀诸王过程中的穷凶极恶，他更怕在以后自己的儿孙充当藩王之时，典签们还是如此骄纵而不可控制。

结果就很简单了，典签和所有特务们一样，大批被杀被逐，难逃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命运。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曾对典签制度评论道：

帝王之子去镇守地方，为了防止他们骄奢淫逸，皇帝选派一些人，去监督辅佐他们，本无可厚非。但是，事情一旦过了头，连藩王门的饮食起居这样的小事都得听命于于典签。诸王位置虽高，但权力虚化，行不由己，更无法树威于下属，所以中央一旦遇到危急之事，期望他们来扶危勤王，又怎么可能呢？

“北朝之“侯官”，肃贪抓错了药方”

汉族的南朝典签嚣张。

少数民族的北朝侯官更不好惹。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是由鲜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公元386年初，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趁前秦分崩离析之际在牛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旗境内）建代国，称“代王”。

是年四月，拓跋珪迁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公元398年，拓跋珪再次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改拓跋氏为汉姓元氏，尊儒教等，积极汉化，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政权之一。

我们必须承认， 鲜卑人不但能征善战，而且非常很聪明。

在汉化的过程中，北魏的各位君主一直在思考政权长久，天下长治久安的规律性问题。

很快，他们发现，汉族政权之所以短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官员的贪腐问题滋生且愈演愈烈，直至彻底损毁政权的肌体。

于是，北魏的开国的前几位皇帝，都非常重视反腐的问题。

（图）拓跋焘（408年—452年3月11日），北魏第三位皇帝，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统帅。

首先，是以薪养廉。

鲜卑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一直采取以劫掠战利品为主的分配方式。

建立北魏后，这种习惯沿袭下来。

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安排——当官的没有薪水！

战争年代，有战利品可以获取，大家没意见，可是在升平时代，官员们也是要吃饭的，没有薪水，他们拿什么养家糊口呢，于是，只好用权力去寻租，“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

即便北魏献文帝曾严诏“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官员收受一只羊一斛酒就可以判死刑，参与的人都按从犯处理。有举报尚书以下官员罪行的，你举报多大的官，就让你做多大的官），依然不能遏制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

后来有大臣进谏道：昔日周朝的官员，还有通过官田代耕获取的俸禄。今天我朝的大臣们勤于政务却没有收入，很容易让大家懈怠啊，是不是还是给臣子们一些俸禄，来酬报那些清廉的官吏们对国家的付出。

公元495年，官吏无酬的荒唐制度终于改变了。

著名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官吏俸禄制度。

（图）北魏（386年—557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跟着俸禄来的，是严刑峻法。

据《魏书•刑法志》记载，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就有法律规定：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

意思是说：贪赃枉法收受织物10匹的，或者没有枉法，但是收受礼品超过200匹的，全都判处死刑。

三年后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刑罚再度加码，孝文帝“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

也就是说，贪赃枉法，无论多少，收受礼品超过1匹，就地正法。

北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收礼”如此明确而严格地纳入刑律，在吏治上可谓下足了工夫。而且为了落实此制度，在诏令下达后，孝文帝“遣使者巡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秦、益二州刺史、外戚李洪之等顶风作案，都被押解到京城处死。

“收礼罪”的实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魏书•刑法志》总结称:“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

官员们一个个吓得都赶紧收手，数百上千年来沿袭不断的行贿送礼之路一时几乎断绝，官场风气亦为之清朗。

至此，北魏的反贪之路通过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可谓顺风顺水。但是，接下来，路就有点走偏了。

问题就出在北魏的“内外朝双重监察体制”上。

外部监察机构就是仿效魏晋时期汉族王朝的惯例，所设立的御史台（又称兰台、南台）、尚书左丞和司隶校尉等一应俱全的组织架构。

可实际上，在北魏早期，这些机构更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甚至机构和官员也是今天有，明天无，有时还合并到其他部门，反复折腾。

而内部监察机构就是个很奇怪的存在了。

北魏特务集团——侯官，也应运而生。

北魏的皇帝们一边顺应潮流，积极汉化，促进民族的融合发展，但另一边，又开起历史的倒车，玩起了“托古改制”、并以“复古”为名，将古老鲜卑部族那一套老办法改头换面大肆推行。

拓跋珪建国后便声称“取法少昊（少昊是汉族神话中的五方天帝之一，其族以凤鸟为图腾）”，用鸟的名称命名官职，“内监察机构”的属官被称作“白鹭”，寓意是他们应该像脖颈高挑、和双腿细长的白鹭那样居高望远，从而监视和监督各级官员们的不法行为。

“白鹭”官大多数都隶属内朝侯官曹，因此也被通称为“侯官”。

白鹭很美，但是，侯官可就不是什么好鸟了。

• 首先，侯官机构是脱离正常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外之地“，直接听命于皇帝，这就有点御用特务的感觉了。

• 其次，侯官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国人”为主，也就是说，能进入侯官机构的，必须是鲜卑族“自己人”，这就很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的味道了，和北魏所积极倡导的汉化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所谓的“国人”，具体就是指北魏的先祖在游牧部落时代所分封的“七姓十族”，是少数中的少数。

可见，拓跋氏一边吸纳大批汉族士族加入政权，发挥作用，但是内心深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一直在作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侯官系统的行事风格是十足的“特务范儿”。其人选都是皇帝最亲信的人，官位很低，权力却大的惊人，且行动诡异隐秘，直接对皇帝负责，都有通天之道。

更可怕的是，据《魏书》记载，这些侯官的公开身份扑朔迷离，百官一无所知，也许身边的某某某在某一天就要了自己的命，这令百官互相猜忌，道路以目，连朋友都不敢来往。

侯官们还经常穿着便衣或普通官员的服装，“杂乱于府寺（各官府办公机关等）间，以求百官疵失”，一旦发现，就会严加追究、盘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甚至就地刑决。

也就是说，侯官虽然不属于是国家正常的监察和司法体系，但是，却掌握着监察权、逮捕权、处置权等强大的权力。

随着权力的扩张，侯官组织最多度人竟数超过一千多人，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了。

仅就一个例子，便可见当时侯官之烈。

拓跋珪朝，某日有一个侯官告发司空庾岳（司空是最高级的官员之一，比如，孔子就做过鲁国的司空），而告发的内容非常搞笑，竟然是说庾岳总穿华丽的新衣服，而且行为举止风度翩翩，怎么看都像是在模仿君王。

这很明显就是无中生有的栽赃构陷，甚至连“莫须有”都算不上。但是，拓跋珪竟然真就把这个大功臣给抓起来杀了。

（图）拓跋珪

枉死者当然不只是庾岳一人。

平原太守和跋、中垒将军邓渊、常山王拓跋遵、大将莫题等一大批曾经为北魏开国建立无数功勋的功臣们，也纷纷死在侯官的陷害和皇帝的嗜杀之下。

直到北魏的第三代皇帝孝文帝元宏时代，汉族官僚才在艰难的爬升中逐步占据了政权的主导，鲜卑贵族的特权开始被压制和削弱，带有“鲜卑族民族专政”特色的侯官系统逐步被瓦解。

元宏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已经非常壮大的汉族官僚集团不再忍耐，对侯官系统发起最后的总攻！

——数十位大臣联署上书，猛烈抨击侯官们“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指责他们以肃贪之名枉法行事，实际是就是造成官场混乱的最重要的贪腐源头。

魏孝文帝此时已经用汉臣用顺了手，也知道自己的族人们干的那些勾当。

于是，虽然没有取消侯官制度，但是将原有的侯官全部调任，重新遴选数百人充任。

旧瓶虽在，已装新酒。

此后，侯官原来的无限权力被削夺殆尽，国家的监察职能终于重新回归御史台。

侯官虽然名在，但是实已亡。

他们的职责变成巡查街道，维护治安。

从此，北魏的官场上少了很多面目模糊而可憎的特务，而北魏的大街上则多了很多神情落寞步履蹒跚的新”片儿警“。

《古代特务组织大揭秘系列》 |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 文：杜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