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华文明的大事件—文景之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汉初，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经济衰退，韩正推崇黄罗致术，采取了“轻浮、富庶”、“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 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养精蓄锐时期。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 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徭役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文景两代，继续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汉景帝引导人民走向善良，通过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在人们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汉景帝的确是一代明君。文帝时期比较清明的，社会是安定的。

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