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隋朝开创科举取士有什么影响我想说宋太祖朝科举取士，礼制是另一个可以证明王朝正统性的手段

本文由作者文史大视角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宋太祖朝科举取士的社会背景 建隆元年（960），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将士们的拥立下，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 达到当天最大量API KEY 超过次数限制建国伊始，赵宋统治者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唐末五代皇权衰微、王朝更替频繁所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国家管理的混乱，以及伦理道德沦丧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等。

为了不使宋王朝成为后周之后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统治、安定社会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沿用隋唐五代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选拔文人进入官僚阶层，并重用他们，使之成为宋王朝统治的中坚。宋太祖实行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文人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做官资格的文人的地位空前提升。

这个为数众多的文人群体，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是由于这批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文化活动，使得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宋太祖这种右文政策所起的作用是何等深刻，其之所以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一、重新树立君权神授的观念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声称自己是受命于天，是奉承天意治理天下，其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这种权力的授予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迭频繁，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彻底毁坏了。

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诚卒，三子贫，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全昱无他才能，然为人颇长者。存、温勇有力，而温尤凶悍”。黄巢起兵以后，朱温加入农民军，后投降唐朝，最终因其勇猛而发迹，乃至以宣武节度使的身份废唐自立，在他得到天下的过程中看不到一点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的迹象。

五代的其他帝王也都和朱温一样是依靠军事力量而夺得君主之位的，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说：“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状况下，能否成为帝王，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天授，而是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谁就可以成为帝王。

宋太祖也是依靠军事力量登上君主之位的，但宋太祖不像其他帝王那样无深谋远虑，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依靠军事力量所取得的统治很难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认可，也很难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其长期的统治，正如他问宰相赵普的一段话：“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他有着很强烈的建长久之计的想法，迫切需要树立自己的正统观念，重新树立唐末五代已经荡然无存的君权神授观念，建立其权威。他宣扬自己出生时的祥瑞，他出生的时候“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在建国之初，宋太祖喜好微服私访，属下屡次劝谏他不要轻易出去，他说：

“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我终日侍侧，不能害也。”

在其微服私访次数更多的时候，属下再次劝谏。他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不汝禁也。”太祖用这样的方法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儒家的正统思想认同这种君权天授的观念，而那些兵强马壮的将领则认为成为君王依靠的只是兵强马壮而已，太祖为了自己的统治，必须重用在五代时期地位不高的文人，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依靠文人巩固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性，统治国家。

在中国古代，礼制是另一个可以证明王朝正统性的手段。礼制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方式的典章制度，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借助祭天、祀祖等礼乐来确定其统治的合理性。宋太祖出身于武职家庭，又适经五代乱世，对礼制及其作用不甚了解，甚至对礼器也不以为意。

但他很快意识到了礼制的作用，于是“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利用儒士以恢复礼制。在儒士的帮助下，各种礼制得以恢复，并成为定制。其后一次偶然的祈晴成功，证明了太祖的奉天承运，百姓直叹“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观太平天子仪卫”。祈晴的成功，使太祖对礼制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也更加借重于儒士神化君权，树立其权威。

宋太祖建立起统治之后，出现了很多武将跋扈的事情，这大大地影响了太祖的权威。为了树立权威，宋太祖建国后很快镇压了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对于跋扈的开国元勋，宋太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罢黜，对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宋太祖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是武将们可以接受的，同时又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压制了武将专横的风气，同时他还要求武臣读书，“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其中包含着太祖要求改变武臣低劣的文化素质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读书，使得武臣明白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改变五代以来“君不君，臣不臣”的状况，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加强自己的统治。

二、宋太祖提倡读书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显然是为了加强君主权威的需要，这与其自身也有一定的关系。他自己嗜书如命，是一个极爱读书之人。他在为后周将领时，“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年间，赵匡胤跟随周世宗征淮南，有人向世宗汇报，说赵匡胤拉了几车东西，怀疑是金银珠宝，世宗派人检查，打开之后发现是几千卷书籍。

世宗感到惊讶，问赵匡胤：“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赵匡胤对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作为五代时期的大将，赵匡胤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赵匡胤即位之后，更加孜孜不倦地读书。他以及后继帝王都明白“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50]的道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益重文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载：

上初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号，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阅其奁具，得旧鉴，鉴背有“乾德四年铸”。上大惊，出鉴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穀、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此事对太祖的影响很大，他明白可以从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而当时他身边大臣的知识、学问都算不上渊博，竟然出现了用前蜀的年号这样的事情，于是太祖提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口号，且“益重儒臣”，这样的事情对读书风气的提倡是异常重要的。

如宋太祖十分看重的宰相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无论如何，早年疏于学术的赵普，在太祖的劝导下，晚年时手不释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可知宋太祖提倡读书，而其读书的重点也多为经、史，这些著作多反映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宋太祖提倡读书，归根结底是为了利用读书仕进束缚文人，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三、与书生共治天下

宋代的政治架构，一言以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彻底瓦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士族地主封闭性、世袭性的经济基础开始受到侵蚀。紧接着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战乱，又对新老士族在政治上作了一次大扫荡，使之彻底覆灭。

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农民阶级两极分化，自耕农的数量减少，破产的农民和中下地主阶级都比前代有所增加，宋朝的统治阶级基础比前代有所扩大。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参政需求，同时宋太祖为了预防“黄袍加身”情况的再次发生，抑制武臣，更加倚重文人，决定改变前代重武轻文的传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重武轻文风气延续了几百年之后毅然起用文人治国。

宋太祖起用文人治国与文臣相对于武臣易于控制有一定的关系。开宝五年（972），太祖对宰臣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为了实现以文人取代武臣的效果，建国之初，太祖即陆续派遣文臣知州事，逐步剥夺禁军将领和节度使的军政大权。

赵宋立国，其“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同时又有所创新，“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唐朝的各个职能机构的分工不断细化，宋朝又有那么多的创新，使得对官员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南唐、北汉归降，漳泉、吴越纳土，版图更加扩大，各种幕职、州县官的缺乏显得尤为严重，任何人一旦科举及第，即可授予官职，这要求宋统治者需要越来越多的文人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这也与宋朝确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相统一。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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