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朝的著名历史事件，干货看这篇!「溯源甘肃」汉代：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追踪甘肃]汉代：凉州家畜世界饶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王秀宽

西汉初期，为了适应对匈奴战争的需求，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确保足够的边防补给和运输畜力，西汉朝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促进官方马原和民间畜牧业的发展。

到汉武帝即位之初，畜牧业大有发展，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的情景。有了充足的战马和牛、骆驼等畜力，凭借强大的骑兵和充足的物资保障，汉武帝时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后期，因连年征战，战马损耗太大，武帝扩大官马苑，继续实行“马复令”“马弩关”政策，又采取提高马价、以马代役、从民赊马、民养官马等措施奖励民间养马，终两汉之世，马政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大体以今甘肃为主，包括今宁夏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的汉代凉州，地域辽阔，气候温凉，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畜牧业成为凉州最具优势的产业。正如《汉书》所言：“秦地，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两汉时期凉州的畜牧业经营形式大体有民间畜牧业和官苑牧业两大类。

少数民族畜牧业

凉州，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地方。早在先秦时期，当地已是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而羌、戎、猃狁等族更是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秦汉时期的匈奴、羌等凉州少数民族，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粮食种植业的经济结构。

秦汉以前，居住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乌孙人牧养了大量的马、牛、羊、骆驼、驴、骡等。当两族陆续西迁后，河西地区便成了匈奴人的牧场。后来河西走廊被汉军占领后，匈奴人悲伤地唱道：“失我祁连山，令我六畜不蕃息。”被霍去病军在河西走廊俘获的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就有着丰富的畜牧经验，后来被派到黄门养马，个个膘肥体壮，受到汉武帝嘉奖，当即拜为马监，最终成为朝廷重臣。

祁连山以东至秦、陇间，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是羌、氐等民族。许慎解释道：“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赵充国说：“羌人‘以畜产为命’。”都反映羌人长于畜牧业。两汉时期，凉州等地的羌人与朝廷一再发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优良牧地、争取生存权。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部在与先零羌的作战中，一次就缴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说明羌人畜牧业规模之大。商周之际，氐族先民与中原王朝多有交往。《穆天子传》中称，“周穆王西行到过陇上，氐族曹奴部首领戏在洋水（今白龙江）之滨设宴为穆王接风，并献良马九百匹、牛羊七千头，助其西征”。汉代，氐人中最为强大的白马氐，活动于今陇南及今甘、川、陕交界一带，他们游牧与农耕兼营，培育的马匹品种优异，而被称为“良马”“名马”。氐人将牛皮鞣制成革，所制“犀革衣”，防御能力极强，敌方弓箭无法穿透，连戈矛对它也无可奈何。

东汉凉州地区以羌人为主的少数民族畜牧业也很兴盛。《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军与反叛羌人的作战中，前后共掳获迷唐、零昌、沈氐、当煎、巩唐、烧何、先零等诸种羌的马牛羊驴骡八九百万头，这说明即使在动乱和战争中，羌族同胞仍坚持发展畜牧业，所畜马牛羊的数量很大。

凉州少数民族的畜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能够为农业区提供的牲畜数量是有限的。汉朝中央政府与西部民族时而处于战争状态，对其畜牧业生产的控制和利用是有限的。

编户畜牧业

两汉凉州汉族的畜牧业也较发达。这种畜牧业，既有规模较大的私人牧主，也有一般的牧民，还有农户经营的畜牧业。

河陇等地，私营畜牧业发达，大畜牧主动辄有千万匹马牛。司马迁曾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意思是，凡拥有五十匹马、二百头牛、二百五十只羊、二百五十只猪，就可以享有与千户侯同等富裕的生活。汉武帝开边时，桥姚在西部边塞即凉州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竟拥有了一千匹马、二千头牛、一万只羊，可说是富比万户侯了。新莽时，马援率数百家宾客在北地（今庆阳及宁夏一带）和苑川（今榆中）畜养马牛羊等，规模也很大。东汉安帝时担任尚书的翟酺，年轻时为舅复仇后，逃亡至凉州牧羊，成为一位个体牧主。

古代以农业立国，而“牛者稼穑之资”，汉朝就明令保护耕牛和马匹，禁止宰杀。甘肃金塔县破城子遗址出土的汉简，就有禁止屠杀牛马的诏令。汉代，常因军需而征用民牛，或供运输，或充军食。如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出关边骑携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其中多数依靠于凉州尤其是河西地区，可见当地畜牧业的兴盛。汉代实行牛马等大家畜登记的管理制度，除为了便于查核，防止窃失以外，更是为了保证饲养水平，并促进繁殖。一般牛籍简，是依照每头牛的毛色、性别、标记、年龄、体尺等要素依次登记建立的。马籍记载的内容与牛大体相同，如悬泉简V1620②11-20号简就是建始二年（前31年）三月上报的悬泉驿《传马名籍》部分底本。养羊，是民间畜牧的主业，河西汉简中有不少养羊的记录。骆驼在汉代典籍和出土简牍中亦写作“橐佗”“橐驼”“橐它”等，既用于骑乘，也用于拉车和驮运物资，是汉代凉州的重要牲畜。当时，少数民族及官、私皆有牧养骆驼的，还有西域诸国进贡骆驼，留置凉州的。敦煌汉简1163B简载，一次骆驼买卖就达三百零二匹，可见当时凉州牧养骆驼的数量之大。

凉州民间牧养牲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如，敦煌汉简第41、43、164简总结道，瘦疲之马不能只喝水吃草，必须喂粮食，才能恢复体力。凉州民间有许多畜牧业能手，汉昭帝时，曾选拔北地人傅介子，担任朝廷骏马监之职，以更好地管理皇家牧马业。

官营畜牧业

汉朝官营畜牧业主要包括：边郡牧师苑、皇家苑厩、各级政府的官厩。凉州境内的官营畜牧业主要是牧师苑。

牧师苑是汉朝自景帝时开始设在边郡的大规模国营牧场，在牧师官管理之下，以养马为主，兼牧牛、羊、骆驼等，其所养马称为苑马。据记载，汉朝在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六郡有国营牧马场，每郡一令，总称六牧师苑令。每一牧师苑令管辖郡内数量不等的牧师苑。每一苑通常“以郎为苑监”，管理牧场事务。六郡之中，西河郡在今山西长治一带，上郡在今陕北，陇西、天水、安定、北地四郡大体都在今甘肃省境。此外，河西走廊也有牧师苑。根据文献、简牍和今人考证，汉代凉州有记载的牧师苑是：北地郡灵州县河奇苑、号非苑，归德县堵苑、白马苑，郁至县牧师苑；天水郡勇士县牧师苑，流马苑；安定郡呼池苑；张掖郡骊靬苑、坚年苑。

牧师苑的放牧人员主要是官奴婢，还有服役农民和刑徒。《汉官旧仪·补遗》称：“太仆帅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每牧师苑平均有牧人八百三十三名、养马八千三百三十三匹，还豢养数量相当的牛、羊、骆驼等，规模很大。牧师苑所养马、骆驼，供军用和驿传之用，牛供使役用，牛、羊除了供肉食外，还要供给朝廷及州郡在各种祭祀场合作为供品牺牲。

西汉时期，牧师苑的发展，固然为汉皇朝提供了大量的牲畜，增强了皇朝的军事实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西汉曾经省减苑马，例如平帝时，“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 ，呼池苑当设在小陇山牧场，安民县就在今华亭一带。

除太仆寺属下的牧师苑之外，京师诸官府属下各有其主管畜牧的系统，各自在边郡有一定数量的官营牧场。西汉时，北地郡即有廷尉属下的牧场，曾选派倪宽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东汉时凉州因羌人一再造反致官营牧马多被裁撤，但汉阳流马苑等仍见于记载。

汉代凉州等边郡牧师苑制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牧师苑生产了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强了军事实力，为汉帝国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发挥凉州的自然优势，促使其保持以牧为主、半农半牧的经济特点，抑制了国民经济重农轻牧的倾向；有利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促进和密切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

汉代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建立和发展，为后世诸皇朝所效仿。直到清代前期，朝廷牧马监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肃州花海子湃带湖等地设立有马厂，用以畜养马匹和其他牲畜。

畜牧业技术的提高

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畜牧业技术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对种马的引入和马匹的改良上。朝廷重视引进野马或良马与家马交配而获得优良的马种，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西汉最早的凉州良马，是上邽龙渊水所产的龙马，在朝廷太仆寺所辖诸厩中专门设龙马厩畜养。

《水经注》载：“今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导也……西流与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余里，谓之龙渊水，言神马出水，事同余吾、来渊之异，故因名焉。”元狩三年（前120年）秋，因罪被罚在敦煌屯田的南阳新野暴利长，多次在渥洼水（今敦煌阳关镇境）旁看见在一群野马中有一匹奇特的马，不时到这里来饮水。暴利长就设计装扮为泥人，终于用勒靽套住野马。他谎称这匹野马是从渥洼水中冒出来的神马，将其献给武帝。汉武帝极为兴奋，称之为天马，为之咏《天马之歌》。此后，汉武帝对西部地区的良马更为渴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随其来长安的乌孙使者进献了不少乌孙马，史书称其“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为了得到大宛汗血马，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又增兵六万，出敦煌，长途行军攻打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汉武帝改称大宛马为“天马”，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后来，汉朝从西域获得更多的良马。敦煌悬泉简中，就有汉昭帝时派使者到敦煌迎大宛“天马”的记录。

汉代凉州对其他大牲畜品质的改良也有较大成绩。少数民族所豢养的牲畜，都具有耐粗饲、耐劳役、抗病力强、挽力大且耐持久等优势。汉代，凉州等地的马、牛、羊、犬、猪等牲畜均已实行阉割去势术，还发明水骟法为马去势，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险。

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引进了优质饲草苜蓿。苜蓿从西域传入，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凉州尤其是河西地区都有苜蓿的种植，京师长乐厩还有专门种植苜蓿的苑田。苜蓿用于饲养牲畜，在中国畜牧史上是一件大事，对繁育良种马，增强牲畜的体质和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凉州地区兽医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时，驿亭等许多机构中有专门的马医，如悬泉汉简Ⅱ0114②∶206号简上就记有遮要亭马医王竟的名字。汉简中有许多治牛马病的医方，如治马受鞍伤后形成的鞍疮方、治马伤水方等。这些材料都说明，凉州等地兽医业日趋成熟，有力地保证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繁育良马的需求促进了两汉相马法的发展。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第2094号简就是有关《相马法》的残简。相马的祖师伯乐就是秦国人。汉代最著名的相马师是西河子舆，子舆传西河仪长儒，长儒传茂陵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杨子阿再传给在北地等地牧马的马援。马援不拘于师法，继续求师，融会贯通，形成了综合相马法，且用其南征交阯缴获的铜鼓，铸成了一匹具备诸家骨相的铜马式，献给朝廷，置于洛阳宣德殿，成了天下名马的准式。1969年在武威雷台东汉墓发现的铜奔马，体型矫健，应该是在吸收当时风行的良马意识、神马传说及名马式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件罕世艺术精品。

武威铜奔马及河西考古发现的大量马俑，是两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