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今天，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

那个场面就像车库演出一样，被舆论吸引，把这些年轻音乐人逼到了风口浪尖上。(莎士比亚)。

文 | 黑麦

年初，魔岩唱片曾经的工作人员牛佳伟找到高原，说要送给她一件神秘的东西，两个人在咖啡馆见面时，正值北京的冬天，寒暄了几句，牛佳伟从衣服里掏出了一个纸袋递给高原，高原好奇地接了过来，辨识出那是一套底片，冥冥中感到一丝兴奋。

她抽出了几张，惊讶地发现，那是一场演出的记录，反色的画面一下子把她的情绪拉回到了1994年末的香港。带着这些胶卷，高原小心翼翼的把这些底片收好，放进塑料的干燥箱里，贴上标签，“1994，红磡”。

这套照片记录了1994年12月期间，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演出。那年夏天，窦唯、张楚、何勇一连推出三张专辑，“魔岩三杰”的称呼由此确立，他们先是在儿艺做了一场专辑首发式，也是红磡的一次预演。台下观众歇斯底里的呼应，情绪真实而直接，台上的年轻人仿佛打开了人们对音乐的想象，打开了一些禁锢了很久的东西。

那也是港台文化冲击的岁月，四大天王是音乐圈的主流声音，来自北京的，留着长头发，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站在了流行音乐的核心舞台上，除了演出，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摇滚乐的“彼岸”是何处。

这场演出共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是窦唯、张楚、何勇和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共演唱了十几首经典曲目，其中包括窦唯的《高级动物》，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厕所和床》，何勇的《姑娘漂亮》《垃圾场》，唐朝乐队的《选择》《飞翔鸟》等作品。

很多年后，人们都认为中国摇滚乐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它和那个时代、政治文化背景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作为一个亲历者，高原认为摇滚乐或许只是我们众多社会形态中的一个缩影，1994年，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无形的变化。

“我当时很喜欢何勇的音乐，他的《钟鼓楼》里有这样一段歌词，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歌中描绘着90年代初北京的市侩生活，也描写着一个城市文化的消失，那一年，25岁的何勇，用这样的歌词记录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被时代切割出的阶级。

“何勇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冲突，他习惯用愤怒去表达他的哀伤情绪。在红磡的现场，我拍到的是一个来自北京的朋克男孩，一个人对于年轻的真实呈现。我很怀念这种真实。” 那是摇滚乐刚刚浮出水面的一段日子，一些乐队开始被人熟知，似乎每一个声音都能在那个岁月中得到回应。”高原说，“在为摄影集《红磡1994》整理这些照片时，我仍旧能够想起一些场景、一些声音，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在一个极为边缘且特殊的环境中一路走来。”

1996年末，当《摇滚中国乐势力》这张现场录音上市后，引发了一些声音，这一演唱会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黄金时代的旗帜，也是时至今日中国摇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唱会之一，所有人都在惊叹它的象征意义，或是可能改变潮流和审美，总之，它所留下的烙印以及对之后乐队所产生的影响尚在。

演唱会前，何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戏谑地评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四大天王，他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那场犹如踢馆的演出，在舆论的驱动下，把这些年轻的音乐人推上了风口浪尖。在那天的演出上，高原记录了异常平静的窦唯，一贯忧郁的张楚，以及一个极其气愤的何勇。两年后，何勇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在北京的《流行音乐十年》现场唱了两首歌，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现场反馈。

专访摄影师高原

Q：为什么选了25年这个节点来出《红磡1994》这本纪念画册？

A：其实在15年前的时候，就有人办过一场纪念演出，当时众说纷纭，还有人说没有到值得纪念的时候。我想现在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和那时变得非常不同，音乐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事挺值得往回看看的。倒也不是为了纪念，我认为25年是个挺重要的人生节点，对音乐也是，毕竟一个人一生中也不会有太多25年。

Q：当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A：有一张照片是我在深圳的罗湖口岸拍摄的，当时我还觉得我们这群人挺潮的，但是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又觉得挺逗的，以今天的视角看，特别落魄。印象中王澜和讴歌是最小的，都刚刚20岁，大多数人20岁出头，除了唐朝乐队和窦唯，基本没有人出去演出过。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很多人都钻进了通利琴行或是唱片店，那是一种对于音乐特别饥渴的感觉，如今很难再见到了。记得还有个人站在商场里给女朋友挑了好几个小时的礼物，最后买了一只口红；似乎还记得有人回北京的时候背了一个电饭锅。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都显得比较单纯。

Q：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场演出的？

A：我经历过中国摇滚乐破壳的年代，在红磡之前，也有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出，工体、首体或是大型体育场的我也拍到过。其实在接到红磡的拍摄任务时，我对这场演出也没有太多想象，只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摄影当时是我的本职工作，拍摄结束后我需要上交底片给公司，我当时所能想到的事主要是这些照片上交后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底片了，另外当时香港的胶卷还挺贵的。

我知道这场演出变成很多人心目中的辉煌时刻，大概是在1996年，这场演出的录音上市以后，它确实影响了一批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现在往回看，我觉得那是一场和青春有关的回忆，所以产生了共鸣。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