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三国分组有哪些】专题欢聚难再，唯有书在：忆杨勇教授

著名学者杨勇(1929-2008年)。

近读香港作家许礼平《旧日风云二集》（三联书店，2017），其中有一篇《独立特行一杨勇》（以下简称“许文”），记叙了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独立特行的事迹。我与杨勇教授有过交往，他在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著作。许文引起了我对杨勇教授的回忆。

杨勇的年龄

杨勇教授的生平事迹，比较详细的介绍有《温州都市报》2008年5月8日刊《杨勇与〈世说新语〉》一文，是记者金辉采访杨勇的报道，大致如下。杨勇，字东波，1929年生，浙江永嘉县上塘镇人。祖上世代读书，其父以种田为生。杨勇中学仅读半年就辍学了，回家当了初级小学的教师。一年后，到永嘉县警察局当文员谋生。后来又考入江西瑞金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在天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释放后回到永嘉家中。1951年3月离家去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先是过着流浪生活，直到1955年秋考入香港私立新亚书院才开始正常生活。1959年从新亚书院中文系毕业后，因毕业论文《影宋本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补正》在院长钱穆《朱子与校勘学》一文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得到钱穆的肯定而留校当助教。后又随饶宗颐在香港大学读硕士，成了饶先生门下大弟子。1968年硕士毕业后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及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研究院教授等职，直到1990年退休。杨勇一生从事六朝文史的研究和教学，成果显著，出版著作有《世说新语校笺》《陶渊明集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学术论文集》等。饶宗颐先生为门人的前三种书都作了序，为后一种书名题签，足见对杨勇学术成果的肯定。

金辉的报道基本上是根据杨勇的自述而来的。查1938年9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在江西瑞金重新设立，1945年11月该校裁散。杨勇入江西瑞金陆军军官学校应该在1945年前，一般推测他不可能16岁前就考入并毕业，不可能二十岁就任营长带兵打仗，所以许文有“杨勇的年龄，一直是像雾又像花，看不清”之语。2008年7月8日，杨勇在香港去世，其友人、温州市龙湾区文联主席、作家章方松撰文说杨勇享年八十八岁（《缅怀恩师杨勇先生》，台北温州同乡会《温州会刊》第25卷第2期，2009）。这样看来，杨勇的年龄是少报了七八岁。

钱穆致杨勇手书。 （作者供图/图）

杨勇和伍叔傥

杨勇在新亚书院除了受到钱穆的教导外，当时在新亚任教的伍叔傥先生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也很大。他向伍先生请教研究方向，伍先生就说《世说新语》是本很好的书，可以搞一辈子。于是他就走上了研究《世说新语》的道路。

伍叔傥（1897—1966），浙江瑞安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等校执教。他是一个奇人，性情超凡脱俗，自称“懒病为海内一人，做事总有始无终，而‘名’之一字，看得甚轻，便不喜动笔”，相知者无不以为是魏晋中人。平生述而不作，生前未有著作结集。现传世诗集《暮远楼自选诗》为他去世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同事、学生集资选编印行。关于他的事迹，《瓯风》第五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有吴万景《我的谊父伍叔傥先生》一文叙述甚详。已故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1938年考入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伍先生是系主任。其《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闲斋忆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一文写道：“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我作为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以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研究名家的钱谷融，晚年几乎散尽平生所藏书，唯留《世说新语》不时阅读，可见伍先生给他的影响之大。相信伍先生给杨勇的影响也不会小。

杨勇研究《世说新语》的成果主要就是他的成名作《世说新语校笺》。这是他在饶宗颐先生指导下读硕士期间做的。《世说新语》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清谈语言与事迹的故事。书中所记人物言行，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南朝梁刘孝标为此书所作注最为有名。杨勇自1961年起至1968年花了八年时间，搜集了240余种有关《世说新语》的资料，对《世说新语》进行系统整理，成《世说新语校笺》一书，1969年9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这是今人最早出版的整理《世说新语》的著作，一时风行港台学术圈。饶宗颐为此书作序赞道：“门人杨君东波，服膺二刘，寝馈六代，旁鸠众本，探颐甄微，网罗古今，数易寒暑，义蕴究宣，勒成三卷。固已辨穷河豕，察及泉鱼。《史通》之赞刘注，誉非过情；施之于君，抑何多让。”1990年9月退休后，杨勇又不断访求当世有关《世说新语》新著一百余种，又穷八年之力，重新为之写定，修订旧作数百处，新增三万余字。2000年由台北正文书局出修订版。中华书局引进正文书局版权，重新刊印，杨勇又精益求精地订正了近百处讹误。全书达80万字，于2006年出版。中华书局同年出版的还有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和《杨勇学术论文集》。后者收录了17篇论文，包括《论韩愈文之文气》《论韩愈文之体要为钱宾四师九十寿》《陶渊明年谱汇订》《谢灵运年谱》《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略论玄学之成因》等，可以看到杨勇治学涉猎广泛的一面。

结缘《陶渊明集校笺》

我与杨勇教授相识是在2006年12月13日。那天下午,我应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部主任郑炜明之邀，到香港参加“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环德辅道华美达酒店报到时，见到了老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宋红女士。她介绍与她同来报到的一位中年男子是章方松先生，另一位长者是杨勇先生，他们是1991年在温州举行的国际谢灵运山水诗研讨会相识的。这次她与章方松就是应杨勇之邀来与会的，前两天就到了香港，住在元朗杨勇的别墅。

这次研讨会由香港大学等九所高校联合主办，规模甚大，活动颇多，14日上午是研讨会开幕式，下午和15日全天是分组发言，16日去大屿山参观饶宗颐手书《心经简林》后离港。参加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余位学者。大会收到190余篇论文，后来汇集为饶宗颐主编的《华学》（第九、十辑），16开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在香港的三天，几乎天天见到杨勇教授。我与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宋红、章方松等同在古典文学组，杨勇教授还专门前来我们组参加讨论。杨勇教授为人热情，性格开朗直率，可能是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缘故吧，他与我相识不久就提出了想在我社出书的事情。

《世说新语校笺》完成后，杨勇倾力董理旧稿《陶渊明集校笺》。他首先辨明陶集版本，勾稽订正陶渊明之里贯、年寿、出处，然后于每一篇题抉其本旨，辨其年月，复通释全篇，对众家之说择善而从，前后凡四易稿，于1971年在香港出版。饶宗颐为此书作序云：“杨君东波潜心陶集有年，于其年世交游既一一为之疏理，复通释全集，平亭众说，究其旨归，要而不芜，简而不凿，津津乎有以会渊明之趣，义风未隔，渊明素襟，或可于此旦暮求之，陶澍以来，斯为极挚。”柳存仁序云：“东波此编融会众作，体要精当，而镕裁得宜，盖其殚心于斯，已屡易寒暑矣。以言笺注之长，实在其要言不烦，简而弥善。……东波《世说》之笺既行世，世多美之。兹编所揭，胜义又复有逾于前编者。”不知何故，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勇三书而未引进该书。于是杨勇向我提出能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该书出版。鉴于该书的学术价值，我欣然同意。由于此书版权已属台湾正文书局有限公司，经杨勇联系，正文书局无偿授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印行《陶渊明集校笺》，出版后送正文书局样书50套。该书经杨勇校订并增加了附录《陶渊明年谱汇订》《陶渊明年寿应为六十三岁考》《陶渊明还旧居诗考释》等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7月出版。杨勇要求此书封面设计与中华书局版《世说新语校笺》一致，他还写了《再版自序》，说：“本书作于三十六年之前，正是我的盛年；体力充沛，思想集中，故能校勘精细，注解详明，搜罗既广，版式亦佳。与拙著《世说新语校笺》可说是姊妹书，不相上下。”书出版后，杨勇给我来信，说：“此书印得大体很好，错字也少。只是封面白底花纹没有显现出来，觉得与拙著世说等有不同。下次印行，能否改正，最是挂念。又此书有538页之多，拿在手中阅读，颇觉吃力。下次再印，若改为两册，必受读者欢迎。”

书比人长寿

2008年6月，杨勇教授给我一信，说：“弟有三书急欲出版，并想请贵社刊出。”这三书一是《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2002年由台湾正文书局出版，印了三千册后不再重印，愿意授权给我社再版。二是《读书指导》，“为弟集先师钱穆及牟润孙二先生之意而作，并参考《四库提要》及近人梁任公、胡适之、顾颉刚、鲁迅、朱自清、屈万里等人之书，参以弟见，统一而组合之。”三是回忆录，“暂名《我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内容有趣，尤其是在新亚书院中教学生涯亦见奇象，现大体已完成。”

我尚未回复，就接到了杨勇仙逝的消息。据章方松文说，杨勇是在医院接受手术前麻醉时去世的。据郑炜明告，杨勇是在做心脏支架手术时突然去世的。他住院前一天还跟郑炜明通电话，讲要把藏书捐赠给饶宗颐学术馆。鉴于《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已有台湾版，所收论文又多见于杨勇的相关著述，我就没与正文书局联系再版。而回忆录仅有初稿，章方松见过。前几年，章方松去香港，看到元朗杨勇的别墅已经租给他人了，章方松与杨勇的女儿也多年没有联系了，不知杨勇的回忆录尚在家中否。

《读书指导》的打印稿不久由郑炜明来上海时带来。这部书的缘起是这样的，据该书序例云：

“读书指导”，原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文科二年级学生的一门课程。内容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该读哪些书，哪些书又要了解到什么程度，都由院长钱宾四师所审定。培养学生于大学毕业之后，继续进修，有一独立研读古籍之能力。今书中所列四部概论，即由钱师撰成。概论之前，又有纲要，钱师曰：“文化不能与学术分离，欲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即不能不了解中国之学术传统；欲研治中国学术，该从中国文化着眼，庶可把捉要点。而研究中国学术，亦即了解中国文化之基础。此篇分经、史、子、集四部，扼要叙述，承学之士，如能由此获得一门径，与夫其精神归宿之所在，则作者所深幸也。”（见香港《人生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五期、第六期，1967年九月、十月）钱师又说：“老师与学生不同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老师能读书，学生不能；二是老师能表达，学生又不能。”意思是说：老师能选择什么书来读，学生不能；老师能读得该书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次要意思是什么，甚至附带要读的地方是什么，学生都不能；老师能读得该书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的，学生更不知此中道理。这样，读了书等于未读，并未得到书中的好处。其次是表达：老师能将自己的意思用各种方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或用图，或用表，或用诗歌，或用议论，学生更不能；甚至连表达普通意思的能力都没有，何况其他？这就是说不懂作文章。他所定的课程主要目的就在此。

从上引可见钱穆开“读书指导”这门课的立意。杨勇在该稿正文前附上了钱穆先生给他的手书墨迹。钱穆说：“读书指导一课实不易教而甚有益于学者，幸多着力为要。”他对老师上这门课寄予很大期望。

《读书指导》的初稿即是杨勇担任新亚书院此课讲席的讲义。据该书序例云，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开设此课，由杨勇讲课，以一年二学期每周三小时计，用二小时讲解各书要义，用一小时为学生作导修。讲义油印后分发学生使用。教了两年，颇见成效。不意1974年起中文系停开此课，杨勇亦将此讲义束之高阁。几十年后，他于箧底发见，乃重读一过，颇觉有体有要，可供今日大学教授“读书指导”者或文科学生或高中文史教师作参考用途，于是商定友人章方松先生为之打字，再请朱国藩博士订正而成。

我翻阅了这部十余万字的书稿，正如杨勇所说，是书集钱穆及牟润孙二先生之意，选录前贤相关论述，间杂以己见，所述多常识，可以作为读中国传统书的入门读物。这实际上是一部汇编之作，正式出版应该得到相关作者的授权。如该书序例云，1956年，“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牟润孙师开过‘古籍导读’一课，课程内容则侧重明清两代学人。第二章怎样研读古籍诸节，说得最是具体详明，今书中所列工具书之利用一节，有几条采用《古代汉语》意见外，其余悉照牟师所示”。但杨勇已逝，取得授权不易。好在所述内容并非稀见之言，而值得借鉴的是这部书稿的框架结构。该书除序例、后记外凡六章。这六章是：第一章通论——读书目的态度与方法、第二章怎样研读古籍、第三章经学、第四章史部、第五章诸子、第六章集部。其中第二章共分五节：第一节“知目录”介绍历代自《七略》至《书目答问》等重要书目；第二节“懂校勘”；第三节“识板本”；第四节“工具书之利用”介绍历代自《说文解字》至《新华字典》等重要工具书及四角号码査字法；第五节“古书疑义、史讳、句读释例”。

杨勇教授存世的著作大致就这些了。作为一名大器晚成的学人，杨勇称得上是勤奋的，其学术成果也称得上是丰硕的。他去世已有一纪了，当年参加盛会的饶宗颐等多位先生也作古了。欢聚难再，唯有书在。书比人长寿。杨勇教授的著作也会长久留在学术史上，为后人所参考引用。

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