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爱国之情,700多年前的队员也不例外。元朝版图类似于巨大的桑叶,其领土涵盖“北游阴山、西极流、东莞辽东、南越海标”(《元史地理志》),即从北到西伯利亚、南海、西南从今天的西藏、云南、西北到今天的新疆、东北。
因国朝之大,旷古未有,时人自豪地赞曰:“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而史官评价道:“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元朝疆土超越历代王朝国土,这个跨马引弓的民族与广袤的大地结下不解之缘,成就了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
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即大汗位,公元1264年(甲子年)登基兴建元朝,定年号为至元元年。之后,忽必烈又按照中原传统,取意《易经》中“大哉乾元”,于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忽必烈以文治武功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局面,清理中土文弱积弊,为中原注入雄文壮武的刚健气魄。
主宰庞大帝国的忽必烈,他的尊号“薛禅可汗”(汉意:贤明、智慧、圣德),在历史的巅峰,就像无上的荣耀,浓缩着忽必烈一生文治武功的彪炳功勋。
在忽必烈的统治下,蒙古军队开拓了中国史上最大的版图,由于元朝武功极盛,没有边患之忧,所以中原地区长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为中土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元朝继承了唐诗宋词,也创新了元曲,传承了汉文化的精华,对中华文明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史载,忽必烈治下的中原“四隅无苦,八方无扰,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忽必烈本人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对其它的宗教采取包容政策。在当时的元大都,既有蒙古人、汉人,也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们在元朝从政经商,也带来了各国的文化和科学。元朝大一统的环境,加强了欧亚的交往,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学等书籍此时大量传入中国。同时,有蒙古军民、汉人迁往中亚、西亚各地,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医药、艺术等此时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影响并推动了欧洲在各方面的发展进程。
元朝的对外贸易国由宋朝的五六十个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个,兴旺的海上贸易,加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因此,当时的元朝既有大国的国际风范,又有多元文化的融合,颇有先秦诸子之风。元朝表现的气象,也正如“大哉乾元”的寓意,表现出万物兴始的风貌。
马可波罗
游历欧洲、西亚诸国的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中土的繁华非常令他惊叹。当时的欧洲各国纷争不宁,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马可·波罗以自身的见闻和经历为基础,比较了欧洲和中土的现状后,认为忽必烈大汗是“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的君主”。
忽必烈虽是蒙古人,却并不排斥其它民族的人,因此很多有才识的汉人心甘情愿地奉他为君主。《元史》记载,忽必烈屡次下诏求言于下,广开言路。对于针砭时弊的汉人,世祖并无谴责之意,“往往采择其言,任用其人,列诸庶位,以图治功”。
当有蒙古贵族反对为南人(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加官进爵时,忽必烈干脆地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世祖对敢于犯颜进谏的士大夫,也多能宽容对待,即使有犯龙颜,过后也不追究。因此史官评价元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
明朝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因为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戍边,军费开支就少,人民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因此兴歌作乐,元曲大兴。元朝时期,设有惠民药局、广惠司、广济提举司、济众院、养济院、安乐堂等共同承担鳏寡孤独的贫民、病民、病军和病囚的日常救疗和资助。
因为元朝武功、国力强盛,很多国家都来纳贡臣服,当时作为元朝的国民也颇感自豪。因此,“曲状元”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尽情豪唱:“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
当时光远去,回首元朝的波澜壮阔,扫荡了欧亚的层层壁垒,贯通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枢纽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走下历史的舞台,消失的速度震惊世人。其中的仁人志士,就像是在这个世界经历了一场奇遇,在某个角落期待着、等待着,在纷扰的尘世中,完成既定的角色后,匆匆退场,留下无限的荡气回肠,令后世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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