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短祚而亡，本质在于三个层面尖锐矛盾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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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和大秦帝国一样，历史上的隋王朝也是一个看似强大无比却又极为短命的大一统王朝政权。自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让，杨坚建隋代周起，至公元619年王世充废皇泰主杨侗自立，隋朝彻底灭亡，国祚延续仅38年。

九州配图：北周静帝禅位（影视剧照）

古往今来，史家和学者对于秦、隋等短命王朝迅速覆亡的原因各持己见，争议不断。王朝极盛而亡的场景常常令人扼腕而叹，浮想联翩。为了探讨分析隋王朝短祚而亡的本质原因，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历史上真实的大隋朝曾经有过的盛世景象，进而梳理归总一下学界关于隋炀帝亡国的各方观点，最后以笔者读史感知略陈管见以供分享探讨，也请识者指正。

盛极一时的大隋朝

在结束自东晋末年之后300年大分裂局面之后，隋文帝杨坚建隋初期，躬行俭朴、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在短短的七八年间便实现了江山一统、国富兵强、万邦来朝的盛景，史称“开皇之治”。当时隋朝的盛世景象，我们可以通过史书中关于其人口、粮食储备以及夷邦来朝三个维度见其一斑。

九州配图：隋文帝杨坚

• 首先，人口恢复迅速，盛唐尤不及。

“大业五年己巳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余……隋朝之盛，极于此矣。”——《资治通鉴.隋纪》

八百九十万余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比对一下汉、唐时期的见载数据。《通典卷七·食货七》中记载，东汉光武帝至元二年时期，全国有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四户人家。而《旧唐书》中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时期，全国有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户人家。也就是说，即便是唐朝开天盛世之时的户口数量都不及隋炀帝初年的盛况。可见，隋朝在隋文帝的二十年的励精图治之下，人口得到了迅速的恢复，甚为兴旺。

• 其次，国家财政富庶，仓库盈溢。

宋代史学家马端临在所著《文献通考》一书中称:：“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亦称：“隋之富，汉唐之盛来之逮也”。古往今来的史家们在对于隋朝是否富庶这个问题上几乎众口一词，并无歧见。此外，《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中描述当时富庶景象的地方也颇多，例如“国家盈富”、“库藏皆满” 、“京师努屋既充，积于廊庞之下” 以及“资储遍于天下”等等。可见，隋朝时期，国家之殷富可以说是冠于历代。

九州配图：仓库盈溢

为积谷防饥，隋朝在各地广设粮仓，例如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粮仓分为官仓和义仓两种，其中官仓用作粮食转运、储积，而义仓则作为备用仓以备救济之需。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当时隋朝都已经灭亡近20年了，又经过几十年的兵荒马乱之后，当年存下的粮食布帛却还没有用完，可见隋朝之富庶强盛。

• 再次，万国来朝，盛极一时。

《隋书·志·卷十》中载：“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 八里，列为戏场。……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

可见，当时隋朝呈现了万邦来朝的盛景。彼时周边的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东突厥等国皆纷纷遣使或国主亲自前来朝觐依附，很多国家都派使团来学习典章、法度和文化，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日本遣隋使了。

九州配图：万邦来朝

关于隋王朝迅速覆灭原因的几种典型观点

隋文帝建立的大好基业，在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的十数年间，便呈现出了内忧外困、民不聊生、起义蜂起、四海动荡并最终迅速覆灭。其背后的真实原因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众说纷纭，且至今未见趋同。笔者经过梳理，将学界的各种观点大体归总为以下几类：

• 观点一：隋炀帝暴政论

关于隋朝短祚而亡的原因，流传最广也是最受认可的一种观点便是，隋朝断送于炀帝之暴政。即便是推翻隋朝的唐代君臣也持有这一看法，史载唐太宗就将隋炀帝的暴政亡国作为一个反面案例，时常用以举一反三地告诫自己和警示群臣。

九州配图：奢华的洛阳宫阙

隋炀帝前后在位14年，继位前期便连年大兴土木，建造极为奢侈的洛阳宫殿群并迁都，开凿大运河贯通通济渠和永济渠，建造奢华无比的龙船三巡江南，还征夫百余万修建长城以防突厥。此外，隋炀帝在位期间对周边国家耀武扬威、穷兵黩武，三征高丽徒劳无功，兵丁民夫死伤无数。如此暴政迭出的情形之下，沉重的徭役、兵役让社会底层人民苦不堪言，严重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致使百姓陷入死地。终而导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算是对杨隋暴政的报复性反击。

九州配图：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

• 观点二：关陇集团抛弃论

还有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观点，认为隋朝速亡的深层次原因是杨家的离心离德最终被关陇贵族集团所抛弃。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创造性的提出了两个概念——“关陇贵族集团（或称‘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

九州配图：关陇贵族集团

所谓“关陇集团”指的是以关陇地区为中心形成的世家贵族集团。这一贵族集团，其核心家族以西魏、北周初年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家族最为出名，如拓跋氏、高氏、宇文氏、弘农杨氏、李氏等二十个显赫家族。他们在不到百年间，轮流坐庄，先后建立了西魏、北周、隋朝以及唐朝四个政权。但是，这一利益共同体的核心成员间一直以来是斗争不止，导致关陇政权并不稳定，改朝换代犹如翻书一般，最终胜出的一般来讲都是在一定意义上统一了众家族利益的一方。相当于说，政权实质并没有改变，所变的只是名称以及代言人而已。

九州配图：南北朝——隋朝变迁示意图

随着隋炀帝的胡作非为，让原本达成平衡的权力架构渐渐崩塌，关陇集团内部的其他核心家族对其日益不满，最终导致杨家离心离德而被关陇集团所抛弃进而趁势推翻。

• 观点三：科举亡国论

这一观点认为，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剥夺了权贵世家直接继承官位和权力，虽讨好了地方庶族阶层，但极大的损害了世家大族的核心利益，最终被世家大族群起而灭。

试想，世家门阀的后代因为科举入仕制度的建立而不得不与天下读书人进行公平竞争，这些门阀子弟就有很多无法承继和维持祖辈的显贵地位和权势，那么长此以往家族必将没落。因此，这些世代荫袭的世家大族们定然是极力反对的。但即便如此，就说是科举制导致隋朝被世家大族推翻，却未免过于简单和无厘头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九州配图：科举制度

首先，隋朝虽然开创科举，但那时的科举制度和唐朝的科举完全不可等同而语。《隋书》中记载，参加科举之人必须要有“五品以上”的官员举荐才有资格。这一点基本上就与寒门地主阶级以及平民百姓无缘了，最终所取之士也必为世家大族之后人。其次，隋朝两代的朝堂之上，历任尚书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等重要角色基本都是清一色的贵族后代，也反证了这一点。可见隋朝的科举制虽然是开了历史之先河，但并未真正发挥出作用，对于世家大族世袭权势的打击也是微乎其微的。

• 观点四：隋文帝根源论

还有一种观点也比较牵强离奇，有洗白隋炀帝之嫌。观点认为隋朝之亡早在隋文帝时期便已有征兆，正是隋文帝的独裁统治才注定了隋朝的衰败，隋炀帝杨广不过是其父这条道路上走的更远罢了。

史载隋文帝杨坚“天性沉猜…不达大体…唯妇言是用…喜怒不常，过于杀戮。”于是诟病杨坚的人便据此认为，文帝生性猜忌，常常法外施刑，甚至在殿廷之上滥施刑罚，朝廷大臣在殿廷之上因一语之失而被当众廷杖致死的不在少数。另外，“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对于那些曾经患难与共并助他开国的元老宿将都严加提防，并铲除殆尽，就连帮助他开创盛世的忠臣高颖都被杀，最后更是听信谗言废长立幼，坏乱家法。正是因为他的性格特点，使隋帝国迅速由盛而衰，最终走向灭亡。

九州配图：晚年的隋文帝猜疑严重

其实，这一观点过于牵强附会，也不值得一驳。正如文章开头所讲，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盛况，国富兵强，万邦来朝。而且采取了一系列与民生息、恢复生产的举措，人口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纵然是到了晚年，虽然有一些如昏聩之举，但毕竟瑕不掩瑜，无伤国本，不可能因此把隋朝速亡的罪魁之名安在他的头上。

隋朝短祚而亡，其本质原因在于阶级内、外尖锐的矛盾

针对上述四种观点，后两种的“科举亡国论”和“隋文帝根源论”在前文已做论证，是为哗众取宠、牵强附会之说罢了，即便对隋朝的灭亡有所影响，也绝非是主要原因，更遑论是速亡的本质原因所在了。而前两种的“隋炀帝暴政论”和“关陇集团抛弃论”之所以能得到较多人的认可，原因就在于这两种观点确实都比较有说服力。然而，笔者看来，两者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过多的强调了某一方面的原因，都不够充分。

九州配图：隋炀帝影视剧照

1. 首先，隋炀帝的肆意妄为、大兴土木以及穷兵黩武确实是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继而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所在，但最多只能算是让隋王朝覆灭的火上浇油之举，并不能完全归其为本质原因。这一点就连隋炀帝杨广自己都非常清楚，当他第三次出征高句丽之时，听闻杨玄感于黎阳起兵，立即不顾前方战事已取得的有利形势，抛弃辎重粮草带领队伍连续急行军赶回中原进行剿灭。但他在面对其他农民起义之时却未表现出如此急切之情。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最为忌惮的还是统治集团或是世家大族的政变。
2. 其次，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也确实让其在关陇贵族集团内部日渐离心背德，各大家族怨愤已久，恨不能群起而推翻其统治。这一情况算得上一个重要原因，否则也不会有杨玄感的黎阳举兵。然而并不能将隋朝速亡的本质原因完全归于此，毕竟即便是隋炀帝没有暴政，关陇贵族集团的各大家族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斗争倾轧不止，都是在“审时度势”和“趁火打劫”的策略下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实则貌合神离。就以杨玄感起兵为例，他之所以会举兵反叛，主要原因就是他感觉到隋炀帝的离心离德以及逐渐汹涌的农民起义已经让隋朝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垮，认为时机成熟、有利可图，而绝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九州配图：杨玄感

因此，笔者以为，如果从常规的角度去分析隋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确实让人莫衷一是，因为促成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有道是墙倒众人推，树倒弥孙散，很多看似无比正确的原因可能只是某些更核心原因的衍生原因，只是后人常常以结果倒推法去进行简单联系而得出的结论罢了。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解决二维问题要从三维的角度来看。因此，为了更加宏观和深层次的解读其本质，笔者尝试着从更加根源的“阶级矛盾论”的角度提出观点，认为隋朝之所以短祚速亡，其本质在于三个层面的尖锐矛盾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催化，任意一个单一层面的矛盾都难以短时间撼动强大的隋王朝统治。

• 第一层面：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以及地方庶族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与广大平民阶层的尖锐矛盾，持续累积至全面对抗。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政治上躬行节俭、唯才是举、裁汰冗员、宽简刑法；经济上开展户口普查、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文化上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恢复华夏文化、开科取士；军事上恩威并施、离间分化北部突厥，化解边患。可以说，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间，国泰民安，平民阶层的负担并大，否则国家的户口和人口不可能出现那么迅猛的恢复，各地粮仓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堆积如山。

九州配图：隋朝地图

因此说，隋文帝时代地主阶层与广大平民阶层虽然也着天然矛盾，且随着他晚年的刚愎自用和一些昏政，让社会上的矛盾开始有所累积。然而，在隋炀帝杨广上位之后，这两个阶层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走向了全面对抗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均田制的名存实亡与照收不误的“田赋”，农民阶层的生活日渐艰难，到了炀帝朝，对农民的剥削更是到了竭泽而渔之地步。

隋文帝建隋代周并完成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行了均田制度，对全国土地从新丈量并重新核对户口，并按一夫一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标准进行均田，但是南北朝以来地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到了隋炀帝时期更是愈发严重。因此，均田制根本没有得到彻底实施，农民刚分到的田，转头便被地主们蚕食抢占，让原本就授田普遍不足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然而，隋朝政府对于农民们授田不足且有限之地被兼并抢占的情况不仅未加重视或予以调节整治，反而仍然按照原有固定的“田赋”来强征，这一点在隋文帝后期已然显现，只是彼时均田制尚未被完全破坏，农民虽然困苦，但还是可以勉强应付，因此矛盾尚未全面激化。

九州配图：均田制

隋场帝即位以后，随着大兴土木和穷兵黩武，所须财力徒增，因此他不仅未对文帝朝已经较为显现且日益严重的上述现象加以整顿，对农民的剥削更是达到了竭泽而渔、无以复加的地步。史载：“ 租赋之外，一切征敛” ，“头荟箕敛，民不聊生” ，甚至“逆折十年之租”。可想而知，隋炀帝时期的税赋有多繁重，农民阶层的生活有多艰难。

二是炀帝朝永无止境的徭役，不仅让平民死伤大半，更是严重的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耕稼失时，无力缴纳苛重税赋，无数农民破产失业，无以自给，更是让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迅速激化。

据《资治通鉴·隋纪》统计，从大业元年到八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连续开启了营建洛阳、修长城、挖运河、建宫殿等二十多项等大型工程，先后征发役夫近3200万人次，若以大业五年时全国人口约4600万来算的话，扣除妇老幼，其中青壮人口最多也就2000万人左右，如此频繁而持久的徭役让百姓难以喘息。一方面，服徭役的百姓多数有去无回，比如营造东都洛阳时，征发民夫二百万，其中死者十之四五；修长城征发民夫百万，而死者十之五六。这样的现实，让很多家庭即便有田也无力耕种。另一方面，徭役加重，农民在自己工地上的耕种时间便大为减少，且耽误农时更是寻常，然而其所承担的租赋却并不因此减轻。结果便是“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农民破产失业，无以自给，而统治者“ 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手握天下盈满的粮仓而无视百姓死活未予以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农民们“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持真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人吃人哦）。

九州配图：隋炀帝下江南劳民伤财

由此可见，繁重的税赋与无止境的徭役，终于让农民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流离道路，转死沟壑”， 就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彻底让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迅速激化以至全面对抗。一方面，田地荒芜，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封建经济陷于崩溃。另一方面，农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有用暴力手段来反抗求生，终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先后蜂拥而起的农民军多达百余支，人数多达百万众，最终形成了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即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军，沉重打击了隋王朝。

九州配图：隋末农民起义军分布

• 第二层面：关陇贵族集团与地方豪族、庶族阶层的利益争斗趋于白热化。

隋文帝立国之初，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采纳了高颖的主张实行了积粮于官、检括户口以及输籍定样等经济政策。所谓积粮于官，意指隋朝以地方管理不善等原因，将地方的“社仓”存放的用于赈济灾民的粮食全部转输朝廷所建的官仓和义仓之中；所谓检括户口，实际上包括“大索”（从新登记户口）、“貌阅”（明确纳税人）和“析籍”（拆分户口）三项。因前朝遗弊，地方豪强地主阶层不但自己不担赋役，而且还隐占户口，使朝廷失户严重，极大影响财政收入。因此，《隋书》记载，开皇五年“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把豪强隐占的户口检刮出来，使这些原本为豪强地主专有的剥削对象，变为国家的纳税户，成为隋王朝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当时以户为单位征税，户数增多，国家财政收入必然增加。这一政策让隋朝的国家府库迅速充盈起来，对百姓的影响也没有多大（反正都要交税，不交给朝廷也要交给地方地主豪强，交给国家数量有定额还相对少，即所谓“输籍定样”），但这一政策大量原本的私家荫户成为国家编户，却着着实实的触及了地方豪族、庶族地主阶层的私家利益，致使以关陇贵族集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与地方豪族地主阶层的矛盾日益锐化。

九州配图：隋文帝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

此外，原本已经灭亡的北齐、南陈旧境失势的士族地主在隋朝统一之后沦为地方庶族地主阶层备受打压，因此对于关陇贵族集团本来就有较深的宿怨，加上前述的户口之争，矛盾更加凸显，及至隋炀帝执政之时，这些地方地主阶层也要为朝廷的物资输运、战争后勤保障等等提供大量的物力、人力以及畜力，这样的情况下，便让这一原本凸显的利益斗争更加趋于白热化。

• 第三层面：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由貌合神离走向分崩离析。

关陇集团一直以来有一大显著特征，即其核心成员间争斗不止。之所以频繁改朝换代，便是由此导致的。可见，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各大家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达成某种平衡而已，实则貌合神离。然而，杨广即位后，伴随着杨氏家族内讧以及随后汹涌民变所引发的社稷动荡，隋朝的统治基础出现松动。此时的关陇集团，内部的其他家族似乎看到了机会，便开始躁动不安、摩拳擦掌，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之后相继发生的五轮内斗，彻底让这一统治集团走向分崩离析。

这五轮内斗，笔者梳理下来主要包括以下：

1. 一是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叛，拉开了关陇集团内斗的序幕。杨玄感之父就是隋文帝后期极为宠信的权臣杨素，到杨广即位之初更是位极人臣、“累世尊显”，而且“在朝文武多是素之将吏”。杨素死后，隋炀帝刻意打压杨玄感，这让杨玄感心生不满和不安，便与几个弟弟暗中准备谋乱，终于趁着杨广出征高丽期间猝然于黎阳起事，妄图推翻隋朝，结果是不到两个月便被赶回中原的隋炀帝镇压下去了。
2. 二是大业十一年至十四年（公元615-618年），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沉重打击了隋朝。李密的曾祖父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弼，其父李宽在隋文帝时期官至上柱国，爵封“蒲山公”。但是到了李密一代，家势逐渐没落，但也还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因为他和杨玄感是刎颈之交，因此在杨玄感黎阳举兵之时，便以谋士身份参与其中，兵败之后逃亡到了瓦岗寨。李密凭借其智谋勇略迅速掌控了瓦岗军，继续反隋。他率领瓦岗军，在东都洛阳外围先后多次歼灭隋军，沉重打击了隋朝，同时客观上为李渊顺利进军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三是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迷信谶语铲除李浑家族，进一步推动关陇集团的垮塌。随着杨玄感、李密家族的公开反叛，隋炀帝杨广的猜忌之心更甚，对于其他有着潜在威胁的关陇豪族极为不放心，常常疑神疑鬼。当他听到一则“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之时便格外敏感，再联想到其父隋文帝生前曾梦到洪水冲垮都城，于是断定李浑家族便是那个“李氏”（浑，为水），于是将其铲除。此举加剧了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分化，也削弱了隋朝的统治根基。
4. 四是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家族晋阳起事，贡献长安控制关中。李渊的祖父李虎，也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为人低调沉稳，和李浑一样备受杨广猜忌险些伤命，更加坚定了改朝换代的野心。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时已天下大乱，在内、外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李渊在晋阳果断起兵，得益于瓦岗军牵制了东都军主力，不到半年即攻陷长安，控制了关中。杨广在江都被杀后，他废掉傀儡皇帝杨侑，自行称帝，建立了唐朝。
5. 五是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策动江都宫变，杀死杨广，将关陇集团的内斗推向顶峰。宇文化及是宇文述之子，他还有两个兄弟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后，因为杨广打算长期滞留江都，随行将士多因思乡而逃亡。宇文家三兄弟利用他们的思乡情绪，成功策划了江都宫变，并杀死杨广及一帮大臣，接管了十余万军队。至此，隋朝第二个权力中心江都宣告瓦解。

九州配图：杨玄感、李密、李浑、李渊影视剧照

杨玄感之乱本身虽然并没有对隋朝统治带来多大威胁，然而，正如宰辅苏威所言：“因此浸成乱阶。”他的头羊效应却影响深远，犹如多米诺骨牌中第一个倒下的“头牌”一样，随之而来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连锁效应。

九州配图：多米诺骨牌效应

古语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综上所述，隋朝的统治，正因为天然存在的这三个层面的矛盾，原本在文帝之时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局面，但到了隋炀帝一朝伴随着他肆意妄为而毫无自知，这三个阶层的短暂平衡被打破，矛盾迅速激化并相互影响、相互催化，让隋杨一族众叛亲离，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终而让强盛一时的隋王朝千疮百孔继而短祚速亡。

九州君评

在结束自东晋末年之后300年大分裂局面之后，隋文帝代周建隋并迅速完成统一全国，此后他躬行俭朴、励精图治、改革弊政，让大隋王朝呈现出江山一统、国富兵强、万邦来朝的“开皇之治”盛景。但令人惋惜的是，隋朝盛世好景不长，继位的隋炀帝德、能均不配位，胡作非为、独裁统治之下，王朝迅速衰败终而覆灭。古往今来，史家和学者对于秦、隋等短命王朝迅速覆亡的原因各持己见，争议不断。

九州配图：隋炀帝杨广

笔者基于多角度的史料回顾和分析，综合学界流行的几种观点之本质，尝试着从更加根源的“阶级矛盾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相对客观又能统一各派意见的观点，认为隋朝之所以短祚速亡，其本质在于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与地方庶族地主阶层以及广大平民阶层三者之间持续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利益斗争，让这三个层面的尖锐矛盾日益尖锐，并相互影响和彼此催化，最终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单独的“暴政致使农民起义论”和“被关陇集团抛弃的贵族叛乱论”均不足以令人信服。

九州配图：隋朝昙花一现的盛景

参考资料

1.司马光《资治通鉴》

2.魏征等《隋书》

3.王夫之《读通鉴论》

4.马端临《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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